开国少将王智涛

<正>1934年10月，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总部成立防空科，由王智涛担任科长；从福建、江西抽调12个排，进行防空训练；训练结束以后，从中选3个排组成相当于1个连的防空队。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支防空部队。王智涛领导这支部队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驻地周围的3个山头组成对空火网，进行防空作战，多次击退来犯敌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     

走走党史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长征之十三

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蒋介石必利用江河天堑,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中央红军于死地.但是,天堑不助蒋,他每次的如意算盘都被红军打得个粉碎.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这一个个天堑都变成了通途.红军再要西进,挡道的就是大渡河了.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只要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什么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道路.那时的红军将如虎添翼,再与红四方面军一会合,要消灭红军就难上加难了.因此,在红军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就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战事,再次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能否强渡大渡河,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又一关键之役.     

送绝密情报的奇人奇功——莫雄与项与年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从四面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蒋介石正在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使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破     

长征时期贵州地下党完成中央特殊任务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板中,关于"中共贵州省工委圆满完成配合党中央和红军转战任务"是这样评述的:"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党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省工委成立后,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为中央红军截取密电码、破获敌人情报,在四渡赤水等战斗中赢得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文化工作概况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文化工作概况关黔新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的历史,是红军长征史上最辉煌、最惊心动魄的篇章。这一时期,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在一...     

红军长征中的情报工作

正81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重重艰难险阻,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为保障红军长征的顺利进行,党的隐蔽战线同样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值得我们追忆和纪念。一、出征之前独立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四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进行长征都得益于情报的及时传送。1.特科卢志英小组急送"铁桶计划"1933年,王明在国内的代理人博古和他的     

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为突破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八军团只剩一千多人,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中央红军总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应当指出,这一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红军将士付出的惨痛代价,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共产党吃尽了苦头,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愈加强烈。     

长征中浴血奋战的广西红军将士

广西红军将士曾历经3次长征:1930年春,红八军第一纵队历时半年苦战中越边和滇黔桂边七千里远征;同年11月,整编后的红七军将士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开始了第二个悲壮的七千里远征,于次年7月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广西红军将士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成为作战劲旅,在长征途中浴血奋战、立下卓著战功……     

突破湘江开路先锋刘忠的终生遗憾

正据开国中将刘忠将军的女儿刘蒨回忆:"湘江战役中,数万红军将士血洒湘江,多年后,每当父亲回忆到此,总是狠狠地在大腿上拍一下,仍旧为当时坐失良机而悲愤不已!"刘忠将军,不仅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是中央红军长征先锋中的先锋。作为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实际上他的长征路程不止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刘忠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中央红军长     

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长征之十三

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蒋介石必利用江河天堑,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中央红军于死地。但是,天堑不助蒋,他每次的如意算盘都被红军打得个粉碎。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这一个个天堑都变成了通途。红军再要西进,挡道的就是大渡河了。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只要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什么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道路。那时的红军将如虎添翼,再与红四方面军一会合,要消灭红军就难上加难了。因此,在红军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就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战     

毛泽东称赞的红军情报员

正宋侃夫,1909年9月出生在江西萍乡。红军时期,他长期任电台报务员、处长、局长,对红军通信联络、电讯建设,侦破敌军军事情报,保证红军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91年4月4日,在武汉逝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让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周围敌情,宋侃夫全力投入了破译敌军密码的工作。敌军密码编排复杂,宋侃夫等经过反复琢磨,终于破译成功。为了将所掌握的敌情及时通报给中央红军,宋侃夫率领电台工     

红军长征在遵义的几个“第一”

正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除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而且,前前后后、来来回回攻打娄山关、四渡赤水,在遵义地域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其间留下了鲜为人知的几个"第一"。长征中第一次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和党中央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经过近三个月的作战和艰苦跋涉,到达遵义。一路上,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动宣传,红军每到一地,老百姓几乎都早已逃走或藏匿了,而在遵     

杨得志与红一团的长征路

正1933年9月,国民党50万大军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同时我党又发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遭受极大损失。1934年10月起,中央苏区的红军被迫陆续进行战略大转移。没有想到的是,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奇迹。我父亲杨得志自1932年至长征结束,始终担任中央红军第一军     

第一次见到红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与陕北红军和红军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对敌人震动很大。蒋介石重新调集军队,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妄图一举消灭红军。     

走进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正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湘桂边境,蒋介石集中了30万兵力,在桂北的兴安、全州、灌阳三县境内,凭借湘江天险,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我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东岸。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终于以折损过半的沉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继续北上抗日的征程。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场战役。     

红军长征中的李富春

正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李富春在长征中一直是红军主要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之一,始终战斗在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线,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长征中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34年8月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9月中旬,中央调时任中央苏区所在地的江西省     

陈漫远的两次先遣和三军大会师

正1935年,时任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敌工部长的陈漫远率领红一军团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打前站;一年之后,时任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的陈漫远又率领红十五军团特别支队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大会师打前站。他的这两次先锋官挂帅,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一八”空战纪实

上午十二时许,据报,有敌机数架,由皖赣边境向武汉方面进发,嗣该批敌机未到鄂境,即转趋衡阳一带肆虐.另一批大队敌机,于上午六时许经过鄂东北往犯重庆,曾在重庆广场坝投弹十余枚.至十二时许,复据报,敌机三十余架,发现于皖境,有向武汉三镇进袭企图.迨至下午一时左右,敌机渐逼近武汉防空     

湘江战役是中国革命的涅槃新生之战

正湘江战役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坚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方针和政策。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主力折损过关,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惨败,也意味着"左"倾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迫切需要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湘江战役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独立自主地选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一文的不同意见

贵刊1999年第2期发表了毛磊、罗辉权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的文章.笔者很快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作者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读毕该文,笔者不能同意该文作者所提出的“六次”观点.其理由是必须界定中央红军、红军主力或陕北红军称谓的差别,弄清楚其间的联系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