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谈起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１９９３年夏季号发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①亨廷顿本人亦在《外交》季刊冬季号再发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一文进一步作出申辩。国内不少学者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发表了严肃的评论。②１９９６年亨廷顿又在《外交》季刊冬季号上发表一篇题为《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的新论文,③对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改,但仍坚持其基调。看来对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笔者同意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即亨氏的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策略之嫌,但亦感到亨氏对文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理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他最近观点的发展,进而就文明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进行探讨。     

利洛夫和他的《文明的对话》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即将发生文明冲突这一概念以来,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问题便一直为世界各地的人们争论不休.我们说,亨廷顿的这本书称得上是一部巨著,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研究冷战结束和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框架或范式.     

入江昭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

入江昭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曹大友自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就国际关系的分析模式而言,这次争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以文明或文化概念...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对美国外交的深层诠释——读《美国文化与外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美学术界,从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一国对外政策是常见的方法,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已发表了大量论,且不乏真知灼见。但美国学是站在本国化角度来论述国际关系的,在看待他国化时很难摆脱惟我独尊的“化中心主义”。因此,中     

未来的文明与文明的未来——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一篇长文,题为《文明的冲突?》。此文一问世,立即引起美国国内学者、特别是东亚及伊斯兰世界的热烈争鸣,我国一些学者也已撰文发表看法。由于该文的重要性、其内容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关联、以及该文作者在我国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文进行全面的评述,谬误之处,请识者驳正。     

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交往的最新力作——《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读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河洛地区和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文化编年序列的逐步建立,很多学者开始对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做全新阐释,但直到90年代后期,当学术界转向新一轮的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之际,仍未出现一部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谱系及其对应关系的专著,使华夏与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以及文明起源等更深入的研究缺少详细准确的年代对应框架.最近出版的郑州大学历史学位考古系靳松安先生的大作《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很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优秀”论,在美国国内,他主张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在国际上,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     

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交往的最新力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河洛地区和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文化编年序列的逐步建立,很多学者开始对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做全新阐释,但直到90年代后期,当学术界转向新一轮的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之际,仍未出现一部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谱系及其对应关系的专著。使华夏与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以及文明起源等更深入的研究缺少详细准确的年代对应框架。最近出版的郑州大学历史学位考古系靳松安先生的大作《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很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一九八○—一九九○)

八十年代以前研究述评在外国学者对华侨华人问题所做的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动向一向备受重视。60年代末,新加坡学者陈育崧发表过《日本的华侨研究蠡测》 (《新社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69年)一文,概括地总结了从战前到60年代后期日本学者研究华侨问题所取得的主     

藏族的起源与横断山区的古夷人——读石硕著《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藏族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兴趣,许多学者执笔为文,检讨了过去对藏族族源问题的错误认识,并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和对传统文献的重新审视,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探讨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学术界并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许多仍然存在的疑点和混乱的问题有待解析和澄清。石硕教授最近出版的《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西藏文明研究系列》丛书之一),对问题的     

对20世纪国际关系的再思考-评《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 ,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 ,其原因将不是饥馑或瘟疫 ,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大师卡尔·多伊奇早年所说的这句话在世纪初的今天听来仍是振聋发聩的。值得庆幸的是 ,人类在进入新的世纪时并没有忘记刚刚过去的旧世纪。在学术界 ,学者们早在上世纪即将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了反思与回顾。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 ,由曹胜强等几位学者撰写的《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论》(济南出版社 2 0 0 1年 5月版。以下简称《史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本书提出了许多…     

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对于国际冲突的研究逐步突破了以往只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局限,越来越重视对文化因素的考察。本文力图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进行国际冲突研究所应具有的文化视野进行阐释,指出注重剖析国际冲突中文化因素的角色和作用、揭示文化视角下国际冲突在多元文化互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了解文化在国际冲突研究的理论建构中的运用和意义等构成了研究者必须体察的三项要素。本文还指出在分析国际冲突的过程中,文化分析只是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分析角度的一种补充,绝不能因此忽视或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冷战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强力输出对不少非西方国家的内部稳定构成了威胁,帝国主义的文化扩张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基础、路径及意义

正自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提出"丝绸之路"以来,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的"丝路学",成为"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1)亦即,中外学者从阐释"丝绸之路"元概念出发,围绕"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研究,旨在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组成的丝路学研究的学理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全球治理学,     

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注意到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交通线路,联系《史记》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蜀身毒道”以及西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于是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一度掀起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先秦史学者、考古学者、民族史学者和中外关系史学者纷纷加入讨论行列,研究对象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对具体线路和节点的研究扩展到对围绕线路所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等研究。正如李学勤所说：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的起点。这门学科就是欧亚学。欧亚学专门研究欧亚大陆,从北方草原地区开始,南方到南亚,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和合”文化与“文明冲突”—— 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并在古代传到东亚。“和合”文化特指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合”相处等道德思想,一直是东亚国家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和建设东亚和谐文化的准则。而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设想当今世界的冲突是由文明的不同而引起的。但是历史证明,国际关系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不是由文化冲突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利益、领土欲望和经济扩张等原因引起的。在21世纪,为了建设和谐的国际关系,应该发扬“和合”文化的精神,而摈弃冷战后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研究评述

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香港问题。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学者们集中研究香港文化的中西交融,认为其不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1997年香港回归,学术界对于香港文化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们开始将着眼点放在香港本身,探寻香港文化中的华夏文明痕迹。但研究角度相对单一,且动力不足。今后的研究要从微观入手,扩展研究范围,往更深层次方向发展。只有深入了解香港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才能更好地求同存异,实现共同繁荣。     

2007年以来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

一、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开始的中缅印交通研究,20世纪40至70年代不少学者对此发表过专门论著进行讨论,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个具有国际学术意义的重大课题没有得到学术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古代交通与贸易问题,开始受到相当的重视。一批学者考察了从四川成都到云南腾冲的交通线,明确了这条线路的主要走向。     

国内外学界关于美港关系史的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在香港史研究热潮的引领下,国内外学术界开始探讨美国与香港的历史关系。受"新冷战史"研究的启发,一些学者着重研究美国涉港情报、文化活动和美国政府对港禁运政策,为美港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方向。以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范式书写美港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讨论美国政府如何介入涉港问题,进而制定和实施香港政策。因视角、立场存在差异,中国内地、香港和美英两国的学者,就罗斯福对香港战后地位所持态度、香港日军受降之争、美国对港政策转折点等问题,形成了不同意见。本文根据两类研究范式,梳理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剖析学者们就若干重要问题形成的共识与分歧,呈现美国视野下转变中的香港价值。     

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中国学者对它的评论大多局限于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如何看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该范式的内涵界定以及文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做出客观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