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屠杀时代:纳粹屠犹的社会后果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地普遍兴起了对“后大屠杀时代”的研究,主要探讨源于大屠杀并影响到后大屠杀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通过对幸存者的心理磨难、对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犹太意识的强化以及西方社会的“遗弃”对犹太人的精神打击等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屠杀事件对犹太人社会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抗日战史亟须加强对日方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以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问题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继1995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形成一波热潮后,近十年来又形成了新一波影响范围更大的热潮.这一次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很不同,一方面是这一研究获得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百上千册的资料集一套套推出①,大大小小国际国内研讨会频繁召开,会议论文集不断出版,尤其是《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战史料研究》等集中发表以抗日为主题的论文,再加上其他中共党史、革命史、历史刊物与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大陆地区年平均刊登的与抗战史有关的文章数量粗略估计就有一二百篇之多.受到这样一种氛围的推动,尽管是各说各话,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交流与对话,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其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这几年观点不尽相同的研究群体各自结合,分别推出了三部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史"著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战后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日本教科书事件,使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新闻舆论的中心,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南京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向更深层次延伸.     

古代晚期研究:早期拜占庭研究的超越

正"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是指从古典希腊罗马时代末期(或公元3世纪)到8世纪初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主要描述以地中海和欧洲为中心,包括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近东地区出现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空范畴恰好就是拜占庭早期历史研究的对象。①关于"古代晚期"具体的分期时限学界还存在争议,从狭义上,指的是从君士坦丁一世(324—337年在位)到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时期,大致从3世纪到7世纪的300年间;从广义上,则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后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战时日本新闻传媒的真实性等于零——读经盛鸿《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在200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1周年之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的新著<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一一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的最新一册.     

从恐犹症到大屠杀——《德国反犹史》

"不久前,关于大屠杀,我做了一场让我神经崩溃的噩梦。梦是这样开始的……"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方式,费舍尔开始了对那场人类历史上的"噩梦"的缜密叙述。对这场大屠杀,很多人有过各种各样的叙述和解读,这本书则提供了一份德国人自己的答卷——仅仅凭借德国历史中源远流长的对犹太人的歧视,不足以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只有当这种对犹太人的憎恨超越歧视而到了     

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

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大屠杀在西方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近几十年来西方也出版大量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书籍。然而,关于大屠杀的研究,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学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     

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的认知考古学分析

一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考古学的思潮,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作为其中的一支开始逐渐兴起.但是在新考古学的研究中,认知考古学研究还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只是到了所谓"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时期才凸显了它的地位①.认知考古学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了1993年,剑桥大学考古学杂志发表了包括伦福儒(renfrew)、皮伯尔(peebles)、荷德(hodder)、苯德(bender)、弗兰纳瑞(flanary)等五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关于什么是"认知考古学"的看法,尽管这五位学者对其涵义的概括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认知考古学主要就是研究古代人们的精神领域②.     

“论道稷下·当代田野研究的祛魅与多样化”论坛顺利举办

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发生了"田野转向"并渐成主流,相关研究方法也相应地成为不断反思的对象。以此为背景,张士闪教授在2019年初提出"有温度的田野"这一学术理念,主张"贴近大地做学问",业已举办五届学术工作坊,如"风与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山东大学)、"同乡同业与共在共情"(南京农业大学)、"本土语汇的高度"(北京师范大学)等。新近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     

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活化石”——记赣南中央苏区标语和漫画

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苏区留下了大量的标语、布告和漫画。"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毛泽东语)这些极具通俗性、战斗性、艺木性的红色宣传品,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承载着中国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至今仍可体悟到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正确的政策、策略所蕴涵的积极意义和时代价值。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见(旡可)簋再议

<文物>2009年第2期刊载了张光裕<(旡可)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一文,作者对"(旡可)簋"铭文做了精彩的考释,并指出了这一器物的重要价值,读后颇受启迪.然笔者以为,"(旡可)簋"铭文的考察尚有略可补充之处. 一、"(旡可)簋"所述史事的年代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思想史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编史学理论对医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医学史的书写从名医传记、技术发明和重大事件转向健康与疾病的话语分析、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强调医学史研究应将健康、疾病等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福柯关于"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上被认为是进步的医疗干预潜在的消极因素。尽管许多历史学者不认同这类"元叙事"(metanarrative),认为其否定了历史对客观性的探求,但从过去以研究"伟大的医     

索尔·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索尔·弗里德兰德对20世纪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在书写实践和理论反思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救赎性反犹主义是纳粹大屠杀得以发生的主要思想根源。在理论反思层面,他一方面利用深层记忆概念突出受害者个体记忆的创伤属性,另一方面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修通"来突破深层记忆在表达和书写方面的局限。在叙事形式上,他创造性地将受害者第一视角的个体记忆融入第三视角的历史叙事中,从而提供一种更立体也更全面的大屠杀史。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虽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和视野局限,但充分体现了弗里德兰德将跨学科视角及方法引入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引领性价值。     

美国学术界的赫伯特·胡佛研究

赫伯特·胡佛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美国学术界对胡佛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关于胡佛的政策和理念,自由派与保守派展开争论;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对胡佛进行了重新解读;随着60年代末胡佛档案资料的开放,相关研究进入繁荣期;80年代之后,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兴起,学者们对罗斯福之前的共和党时代和胡佛展开了新的思考。     

关于南京大屠杀称谓、规模和地域的争议

在国际社会,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争议,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南京大屠杀究竟存在与不存在、对南京大屠杀事实承认还是否认的争论;另一种是在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前提下,对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前一种争论,实际上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和人们对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的斗争,对否定侵略历史与罪行的翻案逆流的反击.本文论述的问题属于后一种性质,系对那些在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前提下,出现的不同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称谓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称谓,长期以来,事实上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时,就将“南京大屠杀”定为专案进行审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还专门列有“南京大屠杀”一节.中国在1985年8月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