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出土文献编年》与秦史研究

在新近出版的饶宗颐先生主编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中,有王辉先生新著《秦出土文献编年》一书。王辉先生精研秦文字多年,在学术界已为人所熟知。此前王辉先生就著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文字集证》等书,本书是继这些著作之后王先生整理研究秦文字的又一专门著作,也是秦史资料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新书简介

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2月正式成立,设有文史、哲经法、教育、外语、自然科学三个编辑室。现已出版发行下列新书: 汉碑集释高文著3.10元本书广收汉代著名碑刻及摩崖石刻五十九幅,影拓原文(部分)十六幅,附作碑介、考证、注释,并录有汉碑影印本、石印本的名称与出版处,全书四十二万余言。作者高文教授长期致力于汉碑的研究,并对碑刻的书法艺术多所阐发(已售完)。     

读《张迁碑》志疑

<张迁碑>是中国古代石刻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碑刻之一,历来为研究书史者及临摹书法者所珍视.但笔者以高文<汉碑集释>为底本①,搜罗诸家之考校题跋,而竭力理解前贤就此碑形制、流传以及文本内容等多方面所提出之各种疑问时②,发现其中之疑问非仅止于前贤所发各点,故撰成此文,向同行专家请教.     

如何深挖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东汉犀浦碑新探及引发的思考

<正>石刻文献即镌刻在石质材料上、承载了一定语言内容的所有语言信息资料(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7页),石刻文献多第一手史料,且不若史书之经传抄刊刻而有脱讹之病,故夙为研治史学者所珍视(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作为当时材料被保存下来,石刻文献具有真实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相较于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石刻文献具有更长的历史跨度,所载信息也更为丰富多样,以其数量巨大、     

巴蜀铜印文字释读

近年考古工作中,出土不少巴蜀铜印,除部分是汉字印外,大多数是未经释读的巴蜀文字。有些学者对于巴蜀文字的图象化、符号化的表现,认为不应视之为文字;孙华先生称之为“巴蜀符号”,四川学者则称“巴蜀图语”。李学勤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刻在印章上的如不视为文字,就难以解释了。高文先生等大力搜罗,汇编成《巴蜀铜印》一书问世(高文、高成刚《巴蜀铜印》,上海书店出版社,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读《西周封国考疑》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但长期以来 ,西周史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二 :一是史料较少 ,二是异说太多。西周史方面的史料 ,传统上以《书》、《诗》为主 ,其次是《左传》、《国语》中的相关记载。制度方面 ,多赖东周秦汉之礼书及诸子之言。近人幸得目睹地下出土之西周墓葬、器用、文字等考古资料 ,始得突破藩篱。学者论及西周史事及制度时 ,不但文献阙如 ,且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利用亦有相当难度 ,遂不免疑义纷纭 ,聚讼难休。西周王朝以“礼乐文明”闻名 ,为后世儒家文化发展提供了沃壤 ,但一般人说到它的文物…     

甲骨四方风研究的新进展与反思

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是上古史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甲骨文发现120年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甲骨材料中有若干关于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可互相参证,对商代史研究有重大意义。运用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古已有之,宋代和清代学者用金石资料考证古史所获颇多。王国维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综合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发展出了"二重证据法",核心理念即运用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包括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献、古器物等)印证传世文献的部分实录性、用传世文献阐明出土史料的内容两个方面,对古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日知录集释》讹误拾例——与文正义先生商榷

《日知录集释》讹误拾例——与文正义先生商榷胡渐逵文正义先生于整理编校《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用力甚勤，他为该书所作的《校读后记》之末说：该书“点校错误在所难免。然我对该书未及细看，且限于篇幅，故只就目所触及者拾例而言其讹。破句：（１）...     

比异析疑 文章尔雅——《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评介

正王国维先生倡导以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相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成为上古中国研究之圭臬。近年来,简牍文献的整理与发表,为早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或能校订旧说,或能补缺去伪,有价值的成果颇多,蔚为大观。最近,武汉大学徐少华先生的新作《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下文简称《探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出版,收录了他十余年间关于早期儒家学说的重要成果,文章尔雅,颇能比异析疑,值     

沟通文物研究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种作法——评《古诗文名物新证》

历史这座大厦何等辉煌壮丽,它的千门万户当然不能用同一把钥匙打开。治原始社会史的学者们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重视的是物质遗存的组合关系。而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其著述一般立足于文献史料。王国维先生虽提倡“二重证据法”,但他的二重证据实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还是从文献到文献。可是时代愈往后,材料愈多:除了史部的大量公私记载、哲     

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学界,《先秦诸子系年》则是他早年治考据学的代表作。该书"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考订了战国时代的重要史实,澄清了不少问题,奠定了战国史的研究基础。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钱穆治诸子学主要采取了博综典籍、会通文献的方法,这种只依重传世文献材料的研究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在考证方法上过多运用理证法,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新出土材料的忽视,因而他考证的某些结论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     

《宋代典籍研究》评介

张其凡教授《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乃其20余年潜心宋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结集。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典籍之盛,亦超迈于前朝各代。众多的史籍,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丰赡的史料。张教授的老师陈乐素先生,精于目录学、文献学、校勘学,故陈先生治宋史,对于宋代文献的研究、贡献尤多。《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史艺文志考证》均为研究宋代文献的大作。张教授踵武师风,亦有意于其间,就宋代典籍诸多问题,如史源所在、史料价值、史学地位、著作特点、编纂体例进行了探究或阐发。全书分四个专题,首先是7部宋代…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方志订补《宋史》札记二则

正自《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宋代文学总集陆续问世后,方志文献便一直在辑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朱希祖在《中国史学之派别》"国别体"中曾敏锐地指出:"有国别史之实而无其名者,其惟《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乎?司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为纲,《一统志》则汇集各省书而作,以省为纲,故其实皆同。"~((1))此论甚精,因其发现了方志文献在国别史谱系中的渊源,为我们重新思考方志文献的史学价值提供了启发。与泛记统一王朝大事记的正史相比,方志文献胜在对乡邦文化的详尽搜罗,许多为正统史家扬弃的地方性史料,都在方志中得到巨细无遗的载录。今以方志文献为据,遴选可订补《宋史》者二例,以为其史料价值张目。     

淮南王作《离骚传》考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历来颇有争议。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证了淮南王所作为《离骚传》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刘安所作就是《离骚傅》。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应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清真馆本《唐摭言》述要

五代王定保之《唐摭言》是记述有唐一代贡举制度的重要典籍.这部笔记史料翔实,不仅可以弥补《通典》、《新唐书·选举志》、《通志》和《文献通考》等史志的阙遗,而且"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①;此外,它搜罗文人趣闻轶事,录存部分作家诗文,有相当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一向是治制度史和文学史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

一九五四年春夏间,我编写的《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在中国科学院出版后,有一天张珩同志到我家来闲谈。我把《集释》一书就正于张珩同志,并说从东汉到隋末,新旧出土的墓志、专志,除近时出土的以外,已     

近百年来中国土司制度的史料整理研究

史料可谓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进行史料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工作,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寅恪先生就此问题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研究土司制度自然也离不开相关史料。《元史》、《明史》、《清史稿》和三代实录及相关地方志自然是     

孙吴兵法与战国时期的著书风气

本文用地下出土的《孙子兵法》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探讨了该书的原始及流传情况。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诸书的产生与发展入手,论证我国战国时期曾存在过的,假托圣人、智者与人问答的著书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实肇源于兵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