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的多重面向：以容揆为例的分析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重要群体,而容揆则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与其他官派留美幼童不同,容揆在1880年因入教、剪辫、逃跑等事件,与“幼童出洋肄业局”决裂,因此避免了在次年与其他留美幼童一起撤回国内的命运,并在容闳的资助下顺利完成了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作为自由职业者,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容揆,却在美国排华盛行的环境中坚持传播中国文化,并尽力帮助当地华人社群。作为职业外交官,容揆在驻美使馆近半个世纪的工作中,亲历了许多重要的外交事件,同时也在侨务工作和留学生教育事业上颇有贡献。容揆的经历也具有其普遍性：以他为代表的留美幼童是这一时期中西交流的桥梁,他的经历也是官派留学生和外交官群体的典型写照。这些都反映出留美幼童在时代浪潮中的多重面向。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初析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遭夭折,但留美幼童回国依然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继续向西方学习,他们的下一代也纷纷负笈海外,学有所成,甚至宋氏家族也受到留美幼童的重要影响;留美幼童还首倡了庚款留学,促成近代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杰出优秀的科技人才,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本文拟对留美幼童的上述历史影响作一初步探析.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

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法律问题研究的海外影响——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留美生撰写了20多篇有关中国法律问题研究的博士论文,涉及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法问题、民商法问题、中国宪法问题等。其中,相当一批论文在海外公开出版或发表,有的多次再版;一些论文被海外学术界同行所引用或评论,充分肯定了其选题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内容的学术贡献,彰显了留美法学学人通过中国法律问题研究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努力与成效,及中国法学学术的进步。     

民国留美社团与留美生的社会网络——以成志会与张伯苓的分析为中心

论文以南开大学发展初期的师资背景为研究视角,解读张伯苓与成志会这一留美兄弟会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对留美生校际聚合的影响。尤其对成志会是一个怎样的留美社团,张伯苓的成志会会员身份以及成志会社团网络在南开大学发展中的两面性做了重点研究。论文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留美社团非常活跃,形成了以社团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并在留美生归国后的职业选择和学校聚合中有显著的影响。作为兄弟会之一的成志会是一个提倡互助和爱国的社团组织,以之为纽带,留美生相互扶助,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张伯苓成志会会员的身份成为张伯苓延揽南开大学教师过程中的重要媒介。成志会会员是张伯苓开拓南开系列学校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在南开大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与美国的西洋史学术传统——以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是中国的留美生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国内史学界对他们的留学生涯,特别是博士论文关注较少。这批学者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颇具特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国内重大的史学争论、主要侧重欧洲国家的历史。几篇博士论文运用了大量的一手史料,在研究视角上也很有新意,所以得到了导师和美国史学界的认可。几位学者在回国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并通过授课和学术组织工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海外评价——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留美生博士论文的出版情况,并从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文献资料价值突出、结论和主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方面充分肯定了留美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博士论文的学术影响。民国时期,留美生撰著大批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博士论文,涉及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及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等丰富内容。其中相当一批论文以原文英文形式公开发表和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传播和积极评价。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留美生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都是美国政治学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积极用西方话语剖析中国政治,将现代政治学理念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或设计国家自强民主之路,或为外交出谋划策,展现中国新面貌,谋求平等独立大国地位。同时,留美生以其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不懈努力和显著业绩,推动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政治学术的海外传播,推进了中美间的跨文化交流。     

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以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为例

评价李鸿章不能仅仅以外交活动作为依据,而应以举办洋务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作为其人生主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并不存在“将功补过”问题。简单地把李鸿章斥为“卖国贼”,是从痛恨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的情感出发的;掉“卖国贼”的帽子,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才是理性的做法。否认李鸿章是卖国贼,主要是说他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属于“卖国”行为,而不是说他在无可奈何时即可卖国,更不是说“卖国是情有可原的”,也绝不会引导出卖国行为。对外是战是和,应该以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转移,而不应根据对手是谁来决定,李鸿章为“变法”而主张“和戎”的主观动机应该予以肯定。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自由”话语与冷战初期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以欧洲复兴计划为中心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严峻形势,杜鲁门政府酝酿出台欧洲复兴计划。为了动员美国民众支持这一计划,杜鲁门政府构筑了一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他们从"自由"着眼,制造国家安全威胁,并将苏联视为"他者",与社会团体共同塑造了美国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国际形象。借助宣传欧洲复兴计划这一有利时机,美国将强烈的道德因素注入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援助政策中。这不仅赢得了美国民众对欧洲复兴计划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为美国政府全面介入国际事务提供了"合法性"理由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的态度评析——以《中央日报》报道评论为中心

日本投降后,盟国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中国作为东京审判的参与国,派出了法官与检察官,积极支持东京审判。无论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法庭的审理,以及对日本战犯的最终判决,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均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东京审判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央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充分反映...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民众认知态度对民俗旅游的影响初探——以延边龙山、红旗民俗村为中心

认知与态度作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地域限制与风俗习惯的影响具有其特殊性。通过实地考察廷边龙山、红旗民俗村,访谈以当地老干部、当地农民、大学生游客为代表的典型民众,进一步分析民众认知态度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对民俗旅游的影响。     

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

“弓手”一词 ,在宋代之前多指职业军人的一个军种类别 ,赵匡胤建国以后 ,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这一转变 ,使得弓手与国家权力及地方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它不仅是宋王朝的政治设计和作为的重要环节 ,也是中国王朝维护治安、巩固帝业的基本武力 ,在王朝统治力深入民间的历史上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 ,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 ,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以往学界囿于断代研究之限 ,将唐宋的历史问题明显区隔 ,分别讨论 ,以致将历史现象孤立化 ,缺乏联系 ;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转变 ,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 ,以致出现断裂的现象 ,影响对中国社会前后相继的历史延续性的完整了解。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以对华政策为中心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大体是求是的.他高度评价苏俄初期的对华宣言,希望中国政府承认苏联,赞赏苏联在30年代中期的和平努力,认为苏联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胡适也谴责了苏联外交所表现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胡适以冷战思维判定苏联外交是侵略、扩张性的.     

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缺位问题的探究——以山西省五台县为例

大学生村官计划在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和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山西省五台县在贯彻此项政策过程中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工作缺位。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其原因后,又分别从加强组织领导、角色转换、培养考核、完善制度和调整任期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