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制度

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形式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的礼器组合形式是鼎、簋、豆、笾等的组合,皆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组合形式是：鼎呈奇数、簋、豆、笾等皆呈偶数。奇数组合可以突出一个“居中”、“中央”、“太极”的地位,然后再形成对称形式,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周文化系统的鼎与簋、豆、笾等礼器组合,呈奇、偶纽合形式,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意识。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M168（曾侯宝）发掘简报

M168是枣树林墓地5座大型墓葬之一,共出土随葬器物123件（套）,材质包括铜、陶、玉石以及铅锡等。在鼎、簋、簠、缶、编钟等青铜礼器上发现有铭文“曾侯宝”,可以确认M168墓主为曾侯宝。根据随葬器物形制特征及相关铜器铭文,推测M168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晚段之间,约为公元前650～前623年。通过墓葬考古出土器物结合被盗传世器物,可以基本推定曾侯宝墓随葬器物组合,对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随葬礼制提供了新材料;M168随葬器物兼具周楚文化特征,对研究曾、楚、周三者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东周龙凤耳陶簋的分析与研究

龙凤耳陶簋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仿铜陶礼器,沿用到战国时期。簋身为盆、盂或豆形,腹有对称的龙耳、凤耳,耳多形体较大、造型夸张,器身及耳有彩绘。山东地区出土较多,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出土。本文在对此类陶器进行型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其空间分布、器物组合等,发现此类仿铜陶礼器在滕国、鲁国、齐国都各有不同,透过不同区域的代表器型,可以窥及背后的文化属性。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

本文通过对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铜器的考察,判断其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吴亡之后,墓中出土的九件铜鼎并非为一套列鼎,而是由箍口鼎、兽钮子母口鼎、三环钮子母口鼎等多套鼎制组合而成,是东周时期十分普遍的礼制变革现象。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应在三鼎规格,且主要使用鼎、簠、缶的基本礼器组合,同时从铜器铭文、其他随葬品和丧葬习俗的角度综合考虑,墓主人应为楚国番县贵族而非吴王夫人季子。     

襄樊余岗墓地楚式青铜礼器分期研究

余岗墓地是邓城城址外围的一处重要楚、秦、汉墓地,2004～2005年清理的174座楚墓中16座出土楚式青铜礼器40件,包括17件鼎,1件盆,2件盏,3件簠,8件敦,1件盒,4件尊缶,3件和,1件匜。本文通过对40件青铜礼器的类型学特征比较,界定其相对年代在春秋中期后段至战国中期后段之间,并分析了这批青铜礼器形制和组合、纹饰的演变轨迹,同时构建了各类器物的发展序列,为本区青铜礼器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试论大连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陶簋

本文首先概述了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以及双砣子、大砣子遗址等同类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陶簋.在此基础上,从陶簋的保存状况、形制、成套出现的礼仪特征等方面,与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出土的礼器——铙形器进行对比研究,认为陶簋是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仅见的陶礼器——专用祭器.     

天马—曲村铜礼器墓分期断代与埋葬习俗再研究

本文以《天马-曲村》报告中的47座青铜礼器墓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陶器、铜戈等的分期,结合原报告以青铜鼎和簋的变化为标准进行的分期,将47座铜礼器墓分为三期6段,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其次通过对诸墓葬要素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研究,归纳总结曲村墓地铜礼器墓的埋葬习俗。     

西周晚期青铜器伯父瑚的保护修复

伯父瑚,又名簠.瑚与簠均为盛放食物的器具,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梁器.“据考古资料,[1]伯父瑚是1981年5月中旬,发现于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齐镇村附近的一个灰坑中,该器物应属西周晚期之物.伯父瑚器高10.5厘米,口沿长28厘米,口沿宽22.5厘米,腹深6.5厘米,重3公斤.……     

西周晚期青铜器伯(嗻)父瑚的保护修复

伯(嗻)父瑚,又名簠.瑚与簠均为盛放食物的器具,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梁器."据考古资料,[1]伯(嗻)父瑚是1981年5月中旬,发现于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齐镇村附近的一个灰坑中,该器物应属西周晚期之物.伯(嗻)父瑚器高10.5厘米,口沿长28厘米,口沿宽22.5厘米,腹深6.5厘米,重3公斤.     

谈谈尉氏春秋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焊接技术

在“文化大革命”中,郑州市博物馆收藏一批尉氏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计有鼎、簠、簋、盘、匜、甑、舟、壶、戈苚车軎、马衔等二十余件,其器表保留有明显的合范缝和焊接及铸接的痕迹。它对于研究这批铜器的铸造工艺和焊接技术具有重要价值。现将这批铜器的合范缝、套范痕及其焊接技术等简述于后,并略抒管见,以就正于识者。     

北师大文博馆收藏的两件青铜器

本文介绍了北师大文博馆收藏的两件青铜器:一件青铜簋与罗振玉旧藏德克簋的铭文内容相同,形制相仿,纹饰相似,可能为同一组礼器;一件铜匜与传世的匽公匜铭文内容相同,但在形制、纹饰等方面则有所殊异。     

两周青铜簠初步研究

青铜簠是西周晚期大量出现的一个新器类，在春秋早中期得到较大发展，直至战国早期以后才逐渐衰落，此文对两周青铜簋做了初步研究，对其衰落原因提出了分析看法。     

楚子超鼎浅释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当阳县赵家湖楚墓群以北的慈化公社电一大队社员,在王家台附近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组青铜礼器,经考古工作者当时到现场观察,确认这组青铜礼器是出自春秋时期一座楚人的贵族墓葬之中。计有鼎二件,缶一件,盘一件,匜一件,簠一件。其中一件鼎铭文,共六字为“楚子超之食緐”。     

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的新思考

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是研究青铜器的重点。前人已指出,殷墟青铜礼器组合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并随着各期不同器类的流行,产生不同的组合。但青铜器组合反映的都是墓葬等级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观察发现,殷墟青铜器组合可以在此基础上细化,"觚爵成套"和"偶数配列"是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形式。     

河南漯河临颍固厢墓地Ⅱ区西汉墓葬发掘简报

固厢墓地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固厢村东,2012年～2013年共清理159座古代墓葬。其中Ⅱ区23座西汉早期墓葬,随葬品可分为仿铜陶礼器组合,仿铜陶礼器与陶俑组合,以罐为核心的日用陶器组合三种形式。仿铜陶礼器组合为鼎、盒、壶加杯、勺,基本成对出现,显示楚文化对漯河一带西汉早期葬俗具有重要影响。     

商水出土的原仲簠与《诗经·东门之枌》

河南商水县出土的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出嫁做的礼器.原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陈国妫姓大夫,其采邑是陈国一个叫“原”的地方,他以“原”为氏,故名“原仲”,或如原仲簠铭文中的“原氏仲”.遵循媵嫁制度,原仲将次女嫁给顿国的大夫“沦”,使陈、顿两国缔结婚姻之国,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关系.《东门之粉》是《诗经·陈风》的第二首,“亲迎”是周代婚礼的“六礼”之一,该诗真实描绘出原仲女儿出嫁的“亲迎”场面,艺术再现了《礼记·昏义》中的相关记载.同时,该诗还生动诠释了春秋早期的媵嫁制度,以及通过卿大夫联姻缔结婚姻之国等文化事象.原仲簠的出土,对于《诗经·东门之枌》的正确解读具有重要价值,反之,《诗经·东门之枌》使原仲簠铭文更加丰满而明晰.     

常德株木山出土精美彩陶器

<正>彩绘陶,是指将陶胎烧成之后在其表面进行彩绘的陶器,又称烧后彩绘陶。新石器时代,以大溪、屈家岭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朱绘黑陶最为突出。战国、秦、汉时是彩绘陶的鼎盛时期。一般在灰胎陶器上绘彩,因此也称灰陶加彩器。自战国早、中期起,各国丧葬制度相继发生变化,逐渐使用陶礼器代替铜礼器作为随葬品。因此,陶礼器的制作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仿铜器形式的鼎、豆、壶、簋等成套成组生产,其间磨光、暗花、     

南阳地区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一、淅川楚墓的发现和研究1、下寺楚墓下寺楚墓位于淅川县东南60公里的丹江水库西岸的“龙山”山脊上。1978至1979年,在此发掘楚墓25座,其中大型墓9座,小型墓16座,另有大型墓的陪葬车马坑5座。这批墓葬共出土7000余件随葬品,主要是大型青铜器,其中铜礼器160余件,有鼎、鬲、簋、簋、敦、壶、缶、盘、匜、鉴、洗、盏、舟、瓢、勺、匕和铲、俎、禁等。铜乐器有甬钟一套、钮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

2005年6月14日,在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阎家沟发现一座商代晚期墓葬,随葬有57件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器物类型丰富,年代关系较为明确,是迄今为止陕北地区一个墓葬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①.特别是其中出现的四鼎五簋的器物组合,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重食倾向,这在商代晚期墓葬器物组合中十分罕见,值得加以关注,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

夷式簋是商及西周时期分布于鲁北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陶器。本文对夷式簋的研究历史、出土背景、器物组合、流行地域及年代进行了梳理,对夷式簋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族群流动做了研究,指出了商末周初夷式簋的西向传播可能与以秦人为代表的东夷族群的西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