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彝铭文释读与王城问题

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的令方彝是著名的西周初期青铜器。此彝铸有铭文,器盖对铭,铭文的内容对于研究周初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令彝铭文的重要学术价值,所以此器出土后,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器作深入的研究。经过前后学者的努力探讨,对器铭的释读,已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但仍有一些涉及周初历史的重要问题,迄今尚未解决。如器铭后半段所提到的“王”,究竟是否指西周的     

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

令方彝的制作年代是学术界聚讼已久的一个问题。在令方彝作于成王之世、康王之世、昭王之世等三种说法中 ,以昭世说最为流行 ,渐有被视作定论的趋向。本文通过对令方彝及其相关铭文与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方彝作于昭王、康王之世的说法存在着诸多矛盾 ,不可遽信 ,唯有成世说不仅可以从宜侯簋、作册大鼎等相关器铭的内在联系中得到认证 ,而且与王姜、太保、明保、伯懋父等人在周初的活动年代相一致 ,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及装饰风格

义尊和义方彝是继利簋之后又一组记载周武王事迹的青铜器。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当朝周王的活动时,都是用泛称的"王"特指当朝周王,因此义尊这两件青铜器铭文中"武王赐义贝"的武王,应当是以谥号追称先王,作器年代在成王时期。通过梳理兽面纹的源流,可以看出义尊和义方彝上的主体纹饰较为特殊,属于早商以来兽面纹传统的终结,同时尊与方彝组合又开启了西周中期列器制度的先河。     

北师大文博馆收藏的两件青铜器

本文介绍了北师大文博馆收藏的两件青铜器:一件青铜簋与罗振玉旧藏德克簋的铭文内容相同,形制相仿,纹饰相似,可能为同一组礼器;一件铜匜与传世的匽公匜铭文内容相同,但在形制、纹饰等方面则有所殊异。     

令鼎铭文通释补证

令鼎是西周早期重要的有铭青铜器,因铭文记录了周王在藉田礼末了举行的燕射礼和竞走比赛而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各家看法不一。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礼学的角度,对铭文作了通释补证意译,并对一些关键字句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考释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明公封邑考——兼谈周公后裔封国的若干问题

明公是西周初年的显赫人物,屡见于鲁侯簋、令方彝等器铭文。但是,明公究系何人?他的封邑在哪里?周公后裔有哪些封国搞清这些问题,对研究周初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明公的事迹,见于鲁侯簋、令方彝、作册卣诸文。兹简述如下: 1、鲁侯簋铭:“佳(惟)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鲁侯又(侑)囚(猷)工(功),用乍(作)旅彝”。2、令方彝铭:“佳(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授)卿事寮。丁亥,令(命)矢告于周公宫。公令(命)(?)(遂)同卿事寮。佳(惟)     

盠驹尊与昭王南征——兼论相关铜器的年代

本文主要讨论了盠驹尊铭文的时代和内容,根据盠驹尊铭文所载历日和中方鼎、遣卣——记载昭王伐楚事迹的青铜器——所载历日的联系,我们认为盠驹尊是在昭王末年伐楚期间制作的,盠驹尊的器主"盠"和逑鼎的"惠仲盠父"为同一人。文中还讨论了相关青铜器如同簋、师遽方彝、师襑簋盖的年代。     

“(?)”——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盠尊(驹尊)组器再研究

近来,眉县杨家村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被专家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杨家村再次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因而此地更加引起关注。据说此批青铜器与1955年3月出土的五件青铜器,系一个家族之物。1955年3月在眉县火车站乡东李家村出土五件文物,系一窖藏所出。根据铭文内容,为同一人所铸,可分两组,二方彝及尊为一组,牺尊及另一牺尊残盖为另一组。从铭文得知,方彝应是盏为其祖父益公作的宝尊彝,暂称此组窖藏器为盏尊组器。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拟对东李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再探讨,恳祈指教。     

"(厂,玫)"--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盠尊(驹尊)组器再研究

近来,眉县杨家村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被专家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杨家村再次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因而此地更加引起关注.据说此批青铜器与1955年3月出土的五件青铜器,系一个家族之物.1955年3月在眉县火车站乡东李家村出土五件文物,系一窖藏所出.根据铭文内容,为同一人所铸,可分两组,二方彝及尊为一组,牺尊及另一牺尊残盖为另一组.从铭文得知,方彝应是盠为其祖父益公作的宝尊彝,暂称此组窖藏器为盠尊组器.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拟对东李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再探讨,恳祈指教.     

《保卣》铭诸释评议

《保卣》是解放后洛阳出土的一件著名青铜器,各家对其铭文的解读很不一致。本文认为做器者"保"应为召公奭,因他参加周初迁殷遗民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成王的赏赐,为其父文王作宝尊彝以示纪念。     

战国铭文 大美在兹——中山三器铭文的文化艺术内涵

正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战国中山王墓葬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陶器、玉器等中山国文物。其中,有三件青铜器分外引人注目,这三件青铜器不仅铸制精美,且都刻有长篇铭文。三器上的铭文均有明确的中山纪年,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书法精湛,是战国时期青铜铭文的典范,被学者们并称为"中山三器"。     

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

一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是考察墓主的宝贵资料。但是,由于财产转移、彝器易手的事情时有发生,随葬器物的原始主与墓主之间,便可能呈现纷纭复杂的关系,因而需要科学地鉴定和甄别。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就是这样一例。该墓所出青铜器器主,在已知的铭文资料中,约有三种情况:(一)七件升鼎器铭王子午、     

新见李宗岱《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稿本考论

晚清金石学家李宗岱精于青铜器鉴藏与铭文考释,与同时代的陈介祺、吴大澂、王懿荣等人多有学术交流往来。李氏所藏青铜器既多且精,清末金石家多辑抄李氏藏器目,现有数种传世。山东省图书馆古籍普查新发现的《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稿本,是李宗岱对所藏青铜器进行考释的著作,未见前人著录。李宗岱在《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中对藏器逐一著录、考释,多有创见,是晚清吉金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藏器的分类和选择标准上,《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也独具特色,较有学术代表性。     

鲁方彝与西周商贾

1981年,在陕西岐山县流龙咀村西出土鲁方彝盖,有铭文五十字。铭文虽不太长,但对认识西周社会经济有重要关系。感谢岐山考古界同志,这件珍贵青铜器最近已在《考古与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方彝只存盖,高29厘米,盖及钮上均有扉棱,饰饕餮纹。盖内铭文分六行,字间有方格范痕,释读如下:     

殷墟妇好墓主身份辨——与张素凤、卜师霞商榷

笔者不赞成<也谈"妇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妇好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妇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     

西周青铜器铭文书体艺术探微

<正>西周是我国上古文明的兴盛期,也是中国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此时期的青铜器及铭文的铸造和制作成果卓著。西周时期的文字形式基本上都是靠青铜器保存下来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丰富,在形式上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以及西周先民的文化审美互为表里,成为人类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1]。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艺术美体现了中国文字和书法独特的文化内涵     

记一组流传于海外的清人旧藏

<正>苏富比2014年春拍中,有一批有铭青铜器原来为清末名士吴大澂、张廷济、刘体智的收藏,其后辗转到日本,为私家所藏。这些青铜器铭文在清末就已经被著录,且都曾收入民国时期青铜器铭文集大成的《三代吉金文存》(《三代》)1,相应的,当代铭文著作《金文总集》、《殷周金文集成》(《集成》)也都有录入。这样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在古代艺术品收藏中格外珍贵,特别是这些青铜器大部分的器影图像,并未曾公开。尤其吴大澂的青铜器与他的著录拓本同时出现,器、拓相得益彰。     

群舒青铜器研究三则

本文旨就群舒青铜器的装饰与铸造、用器制度与葬俗、铭文特征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这批青铜器喜用立体装饰,纹饰较简洁,同时追求器表的光洁;其用鼎方式较特殊,以对鼎与单件牺鼎的组合为主,牺鼎被认为是盛装肉汤的容器;有铭青铜器数量较少,以单个族徽式铭文为主,所见多字铭文内容与格式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总体看,群舒青铜器特征与中原青铜器趋同,但地方特征明显,并在纹饰、制作技术、铭文等方面保留了若干春秋之前青铜器的若干特点。     

《陕西韩城市博物馆藏铭文青铜器》释字商榷

文章对《陕西韩城市博物馆藏铭文青铜器》一文所公布的两件青铜器铭文的释文作了改释,把■尊的"■"改释为"印",把叔元父盨的自名改释为"匜"。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

本文以曾国青铜器为基础材料,通过对铭文形态特征的观察,归纳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不同制作方式。除了举证青铜器铸后的刻、錾等不同的铭文制作方式之外,重点讨论了铭文的主要开工——铸造的阴文铭文的制作。文中分析了流行的模作铭文观点如独立范法、皮模法等使用范围的局限性,并以实例说明贴泥条的范作铭文技术应是铭文制作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