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鱼尾兽在中国——中古祆教“护佑神兽”图像研究

在入华粟特人史君石堂（580）的神异图像中,基座北侧的翼马鱼尾兽极富异域色彩,为中原汉地罕见。本文考索此类鱼尾兽的起源及流变,认为鱼尾兽图像很可能源自古希腊神话海怪“刻托斯”（ketos）。刻托斯作为带有丧葬意涵的图像语汇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波斯、中亚和西北印度,后经粟特人中介来到中国。西方基督教艺术挪用它来表现圣经巨兽利维坦。而中亚粟特纳骨瓮和中国祆教艺术中的有翼鱼尾兽,则被视为接引亡灵的冥府使者（psychopomp）,其职能延续了希腊刻托斯的来世寓意。粟特壁画中的有翼复合神兽,则是祆教神佑“灵光”的具象体现。史君石堂鱼尾兽和龙、虎、象组成的四兽与中国的四灵异曲同工,反映了祆教艺术与汉文化的互通。     

"西天诸神"怎样来到中国

印度诸神像是经历了公元2世纪至12世纪,从西域丝绸之路,从南海海路,或直接翻越喜马拉雅山山脉,或经过西南的滇缅之路陆续传入中国。印度诸神像来到中国,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既有佛经的记述,又有西方的形象依据,如诸佛、诸菩萨等;第二类是由印度教诸神转化成的佛教护法神;第三类是佛经虽有记述而印度未有造像者,则由中国人大胆创作;第四类是中国人调和不同宗教的造像,把不同宗教的像造在一起。     

《重修七帝寺碑记》释解

七帝寺为定州著名寺院,它与皇室、高官富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修七帝寺碑记》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史实,同时也为研究寺院僧俗组织结构提供了例证。北魏至隋的定州,胡汉并居,信仰杂糅。作为粟特商人的何永康,出资赎寺,成为俗寺主,透露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霞浦摩尼教灯仪与波斯宗教在华之递嬗

2008年以来,在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科仪书中,多有关于燃灯仪式的记载,尤其在《点灯七层科册》《奏申牒疏科册》和《祷雨疏》中最为频见,其功用主要集中在奉请神明、修持功德、禳灾拔度上。然而原始摩尼教乃至拜火教文献中均无礼灯、燃灯仪式的记载,反而在中国境内流传的佛教、道教、祆教以及闽地的民间宗教仪轨中,或多或少出现了灯仪。摩尼教灯仪并非是其原生的仪轨,而是在东传后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汲取中原地区流行的华化佛教、道教乃至本土民间信仰的宗教仪式而成。祆教虽在燃灯仪式上和摩尼教具有相似性,但霞浦摩尼教灯仪与祆教灯仪并无直接联系。     

宋代闽南民间信仰——清水祖师崇拜

清水祖师又名蓬莱祖师、普庵祖师等,俗称祖师公,原是宋代的一名憎人,死后成为闽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俗神。而对于清水祖师是佛教神灵还是道教神灵,或者纯粹是民间俗神,从古至今所见不同,未有定论。本文认为,清水祖师信仰既非佛教也非道教,它是由佛教与道教融合而形成的民间信仰。     

唐五代敦煌地区赛祆仪式考

敦煌是火祆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唐五代随着中亚粟特民族的不断移入,祆教在这一带也随之兴盛。本文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有关史料,对敦煌赛祆活动仪式及其在敦煌乃至中原的流变进行梳理和探讨。     

“阿揽”与“浮(口知)”: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

入华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不仅表现在信仰上,也体现于胡名中。吐鲁番文书中与佛教有关的粟特人名,除佛、僧、尼等常见胡名外,还有一些隐晦不明的用字,比如阿揽和浮(口知)。阿揽是佛教色彩极浓的祆神之名,其词源和阿兰人无涉,却与中亚布哈拉古都阿滥谧及唐代名禽阿滥堆有关:阿滥谧音义与梵文阿滥摩、阿兰若相合;云雀别名阿滥堆则可与印度鸣禽迦兰陀对证。浮(口知)是华化佛名,浮字义为佛,(口知)乃附在浮字之后的转[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就中古拟音而言,也不排除浮(口知)就是菩提(bodhi)的可能。这些名例既是粟特文化多元性的重要表征,也是佛教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案例。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宗教文明

在李唐王朝处于平定安史之乱时期 ,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北广大地区达七十多年。在此期间 ,敦煌呈现出佛教、景教、摩尼教、苯教、祆教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本文援引大量文献资料 ,对上述宗教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作了论述     

摩喉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

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这个节日在汉魏之际确立之后,一直到唐代,其节日活动主要是以拜星乞巧为主,相沿成习,未有大变。但到了宋代,七夕风俗却大为改观,不仅节日气氛空前热闹,而且出现了众多前所未有的节物,如泥孩儿摩喉罗、谷板、种生等。尤其是摩喉罗,更是令宋代官民趋之若狂。关于摩喉罗的来历,近世学者一般都认为源于佛教。本文比较宋代七夕风俗与古代西亚哀悼塔穆兹（阿多尼斯）风俗,证明宋代七夕崇拜摩喉罗的风俗并非源于印度,而是来自更为遥远的西亚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古巴比伦人在万物盛极而衰的夏至之际悼念植物和谷物之神塔穆兹（Tammuz）的风俗,在上古时期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希伯来旧约以及古希腊文献中都有记载。此种风俗随波斯人的统治传入中亚粟特国家,演变为（汉历）七月初一到初七日历时七天的“哭神儿节”。隋朝韦节于公元605年出使康国亲历其事,并在《西蕃记》一书中留下记载。此种风俗在中古时期随入华的粟特人和祆教风俗传入中国。因其在节日风俗上与七夕有相通之处,尤其是节期恰好也在七月七日,因此逐渐融入七夕风俗,使宋代的七夕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异域风情。宋代七夕令众生痴狂的泥孩儿摩喉罗,就是脱胎于西亚的植物神塔穆兹或阿多尼斯,宋代七夕的谷板和种生则是西亚阿多尼斯花园的变种,而西亚的“塔穆兹”或“阿多尼斯”在中土之所以改名为“摩喉罗”,则与中亚粟特地区印度教、佛教与祆教的融合有关。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文化渊源之揭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古以降西域文化对于中国节日风俗的深远影响。     

中国祆教艺术中的犬神形象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教徒对犬具有特殊的感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中,犬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国内最新发现的祆教考古材料为基础,集中讨论了古代祆教艺术中的犬神形象。作者将祆教犬神形象分成三秧:普通犬神、带翼犬神、森穆夫或犬首鸟,对流传中国的祆教犬神形象进行了梳理,期望对研究祆教文化的传播、交流有所补益。     

下颌托——一个被忽视的祆教文化遗物

2001年9月在重庆奉节宝塔坪发掘唐代墓葬时,发现了墓主头骨上戴着下颌托,这个奇特的器物引起笔者的兴趣。经过查找资料,发现下颌托以唐墓为多,在辽墓、南宋墓中也曾出土过,流传时间至少700年,延续时间不可谓不长;在宁夏、河南、湖北、重庆、江西都有其身影,分布不可谓不广。但是发现的数量极少,给人以若有若无之感。这种奇特之物,它寄托着什么观念?它有怎样     

信仰的功利化与佛教的入世化——佳木斯佛教信仰状况研究

佳木斯地区有大小佛教寺院十座,出家僧尼一百三十余单,皈依居士数以万计。佛教信徒的信仰目的各不相同,大多数信众的信仰具有某种功利性和实用性。各寺院宗教活动普遍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贡献社会。佛教事业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是佳木斯市佛教协会的宗旨,也是佳木斯地区佛教界的发展方向。     

宾头卢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宾头卢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利用敦煌书,结合传世献,对宾头卢信仰的源流传播及在敦煌的流传情况作了系统论述。     

宋代佛教政策管窥

宋朝的佛教政策对于佛教的发展和赵宋政权的稳固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佛教对整个宋朝社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意在选取几个代表性个案对宋朝佛教政策加以分析,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水上航行中的神灵信仰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出现若干新变。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从四海四渎神到川泽风雨神的层次高低,正祀、淫祀、中间地带神灵的正式与非正式划分,以及本庙与行祠等构成的交错复杂的神灵体系。宋代原有水上神灵信仰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同时新创了若干航行所需的护航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完善及其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     

五台山文殊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五台山殊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盛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依据敦煌献,结合考古资料及传世献,对五台山殊信仰的兴起及其在敦煌的流传情况试加探讨。     

凤翔发现的唐代祆教石棺床及构件相关问题浅析

凤翔新发现的唐代石棺床构件,为研究关中西部粟特人及祆教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通过分析认为石棺床构件为一位身份地位显贵的粟特商人墓葬遗物,这是粟特商人留居凤翔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凤翔是关中西部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其画像石上的线刻火坛图像、瑞兽互斗纹、胡人套马纹等具有明显的波斯及中亚风格,是唐代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同时,它对探讨该地区粟特人聚落、祆祠、墓地、族源以及归属提供了重要线索。     

试析翟法荣的佛教信仰

翟法荣是归义军时期继洪辩之后的第二任都僧统.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翟法荣的二篇《邈真赞》的相关记述,我们可对翟法荣的宗教信仰有大致的了解.其一,法荣不仅本人重视戒、定、慧三学的修习,而且作为“三学教授”,他还督促指导其他佛家弟子修习三学.其二,法荣不仅精通律学,还是一名兼信南北二宗的禅师.其三,法荣的禅宗信仰渗入中观思想.     

宋代五通神信仰研究

五通神是中国古代较为常见的神祗,入宋以来,五通神信仰在民间尤其是江南地区发展迅速。本文试图通过考证五通神信仰的发源、分析其广传原因,并通过对《夷坚志》材料的分析来重现宋代五通神的形象,再现五通神信仰的兴盛。     

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蒙古漠北阙特勤墓地及国内虞弘墓等出土葬具上的鸟身祭司形象,应是唐代突厥的所谓“斗战神”,本为拜火教神柢化身之一。这一文物证实了古突厥人的拜火教信仰,古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关系,拜火教的传播等相关历史问题和文化现象也得以重新探讨。古突厥兴于拜火,毁于拜火,其教训可谓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