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蒙古游牧记》著述年代考

《蒙古游牧记》是清代学者张穆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述,也是清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填补了蒙古地志的空白。这部在近代很有影响的著作,其确切撰述年代却经久未定。根据对张穆遗留于世的书信、文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相关文献之考订,可以确定《蒙古游牧记》的始撰之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蒙古游牧记》之撰述年代的确定对研究张穆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蒙古游牧记》误引误注二条考辨

《蒙古游牧记》十六卷,清张穆撰,何秋涛校补.是有关蒙古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重要参考书.清祁俊藻称此书“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引则瞻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近人王云五以为:“蒙古地志之书,当以此为首”都给以很高评价.然其误引误注,亦所不免.     

《蒙古游牧记》证误

张穆《蒙古游牧记》,是清代外藩蒙古地理的重要著作。全书述事赅贯,考订精确,为清代乾嘉以来西北史地之学重大成果之一。诚如祁(?)藻所言:“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 笔者在阅读《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寿阳祁氏刊本)过程中,发现错误多处,现在予以证误。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干宝故居及墓地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第一位小说家干宝南迁后的客居地说法不一,如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搜神记》中这样写道：“《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人,徙嘉兴,召为著作郎。”而在清宋慈抱著、项士元审订的《两浙著述考·搜神记二十卷》注：“[晋]嘉兴干宝撰。”在明嘉靖《海盐县志》卷三则云：“《一统志》,干宝新蔡徙嘉兴。又,宝父莹墓在海盐,则徙实自莹始,而宝固海盐人也。《五行记》：宝,海盐人。”1997年新编的《嘉兴市志·人物传记》干宝条下云“干宝（？-336）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幼随父莹南迁,定居海盐”。[第一段]     

汪藻的当代史的文献网罗

汪藻字彦章 ,生于元丰二年 (1 0 79年 ) ,卒于绍兴二十四年 (1 1 54年 )。徽州人 ,居德兴 (今属江西 )。汪藻一生著述甚丰 ,主要有《浮溪集》(六十卷 )、《元符庚辰以来诏旨》、《靖康要录》、《裔夷谋夏录》、《青唐录》、并编辑《金人背盟录》等。现就其史学著作略作考述。《元符庚辰以来诏旨》采用日历体裁 ,属编年体史籍。其所依据的资料是“依时政记、起居注及诸司报状 ,排日甲乙 ,编而集之”① 。所以日历是“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 ,旧属史馆 ,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 ,著作郎、佐主之。”②《宋史职官志》载 :秘书省专门辟…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简介

地方志即地方记,它是我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著作,被称为“郡国之书”(《隋书·经籍志》),即所谓“郡县之书”。唐刘知几在史学分类里把它列为“杂述”,称之为“郡书”(《史通》)。地方志萌芽于先秦,产生于两汉之地记。以府县志为主体的地方志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发展至近代、当代。狭义的地方志,乃一方之史。宋人郑兴裔有云：“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虽然至今仍属于史学范畴,其体例在发展中已成为涉及多学科的一门边缘学科,以历史资料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记载某一地域的山川、风土、人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内容。因此,当代中国的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性的综合著作。     

修志札记

一年来,踏入方志领域,在读志修志、学习工作过程中,偶有所得,随时录之,遂成笔记数则。“志”与“史”之异同古人说:“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明·张居正语),或说“方志乃一方全史”(清·章学诚语),都是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同时说志与史“兼行而互证”,说方志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说明史与志互证、互补,志书“以小见大”的作用。这些都说明了“志”与“史”的共同一面。然而,修志者更应看到的是二者之间不同的一面。首先,许多学者认为方志源于古地理书,发展到元、明、清的“一统志”,一脉相传,则是与史学完全不同的另一学…     

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一、钱穆的生平与著述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钱氏早年(20年代初——30年代初)主要研治先秦诸子学,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家概论》等著作。真正使钱穆名动学术界的著作,则是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他以年谱的著作形式详细排列刘向、刘歆父子生率及任事年月,用具体史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廓清了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说,钱氏因此     

《黔志小笺》标点订讹

丁志安同志的《黔志小笺》一文(见《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年第一期),对明代王士性《黔志》一书进行了笺释。其所征引之书,除《明史》、《滇游日记》、《黔游日记》诸书为明人著述外,其余如田雯《黔书》、李宗昉《黔记》、檀萃《黔囊》、陈鼎《黔游记》、张澎《黔中纪闻》、吴振棫《黔语》均为清人著作。以清人撰作笺明人著述,虽嫌不当,然该文释疑解难,表隐识微,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注释文章。惟作者对是书版本源流并未掌握,尚有个别不该释而释,该释而又未释以及句读错讹的地方。应该指出:古籍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     

1839年:张穆学术人生转折若干问题

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夜。而对于张穆来说,这一年是他人生中转折的一年。他踌躇满志地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却"被斥退场",永远不准考试,被排斥在主流话语权力之外。从此之后,他走上了以学术扬名的道路。换句话说,1839年前的张穆和1839年后的张穆分道扬镳。他后来倡议修建顾炎武祠,撰修《顾亭林年谱》、《阎潜邱年谱》以及撰写《蒙古游牧记》等一系列活动都是他追求学术话语权的生动表现。     

顾烜墓在苏州发现

顾烜《钱谱》见于《隋书·经藉志》,已佚。据南宋洪遵《泉志》述:(古钱币)“岁益久,类多淹没无传。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大小轻重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顾烜《钱谱》被推作中国第一部钱币学著作。然而关     

明抄本《靖州志》（残）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的文献价值

经查多个版本的《靖州志》及《鹤山集》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文尾均缺少撰文时间之落款,独明抄本洪武《靖州志》中所载文尾署有“宝庆二年秋八月戊申临邛魏了翁记”15字,为考证书院落成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清末民初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以为书院建成于绍定元年,而彭东焕《魏了翁年谱》则认为当在宝庆三年三月之前,但没有更具体的时间。明抄本《靖州志》的这一文献记载能够证明书院建成时间在宝庆二年秋八月,或此前不久,魏了翁到达靖州贬所半年左右书院即已建成。     

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

我国封建时代有封爵和调庙的“圣贤”人物,往往其后裔有家志记载其一生行事、年谱、祠庙、祭把制度、后裔世系、历代封爵及对后世子孙的优待等内容。如记孔子及其后裔的《阙里志》、记颜渊及其后裔的《陋巷志》、记曾子及其后裔的《宗圣志》、记仲由及其后裔的《卞里志》、记盂子及其后裔的《三迁志》、记周敦颐及其后裔的《濂溪志》等。以上这类志书,《四库全书》一概未收,仅列存目。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这些存目书载入“史部·传记类”。这种分类方法容有未当。因为这些书并不是仅仅记述“圣贤”人物本身的传记,而是以大量篇…     

服务于现实的宗旨须贯穿方志工作的始终

关于志书的主要功能和目的以及地方志赖以存在的基础,概括为通俗的一句话,即“服务于现实”。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历代志家所推崇遵循。清代著名学者意学诚曾说：“史志之书,有神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又说志书“下为谱牒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国史之要删也。”李奉翰在《乾隆永平府志》序中称方志为“辅治之书”。旧志的功能被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其主旨乃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现实服务。社会主义时期编修新方志,是对我国绵延…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说解《诗经》著作,也是汉代今文诗学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著作。然据《隋书&;#183;经籍志》著录,此书隋唐之际,卷次增多,已非其旧,成为学界不解之谜。且自宋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甚至“无关于《诗》义”。这类否定《韩诗外传》说《诗》性质的观点渐被奉为权威,影响深远,以至《外传》一直不受《诗经》研究者的重视。对     

谈潮汕地区新旧志辑录歌谣入志

一、旧志书辑录潮汕歌谣 我所见的20余部旧府县志,自宋元的《三阳志》、《三阳图志》至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民国《潮州志》,除清嘉庆《澄海县志》和2005年潮州市志办公室补刊重印《潮州志》的“潮州风俗志”和“潮州戏剧音乐志”有录入或记述地方歌谣外,余皆未辑录歌谣。所有旧志皆辑录有历代名士官员诗文或著作书目,但绝少有辑录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包括歌谣）及其著作目录者。民国以前的地方志,以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的篇幅最大,内容最广,记述最详,“艺文志”有上中下三篇,未见有民间艺文记述,“风俗志”记述潮州风俗也多,其中有“方言”一目,记潮州方言俗语,也未见录入歌谣。     

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及其特征

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包括记载北京史地风物之书和北京地域学者的撰述两方面。从明代北京子部著述分类来看,以杂家和小说家著述所占比例较大,这也是北京子部著述的一大特色。本文主要对《宛署杂记》、《万历野获编》、《旧京遗事》、《酌中志》等有关北京史地风物之书的版本、内容作了一定的论析,并对其撰述特征进行了重点阐述。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些记载可补正史或他史之阙漏;二是内容丰富、材料征信,对研究北京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是表述形式多样生动,反映了撰者所具有的独特史识和文学才华。     

唐前《汉书》旧注辑佚与研究述评

班固的《汉书》“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汉魏六朝时期,《汉书》注释之作迭出,而这些著作后来都散佚了。《汉书》注家众多的原因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汉书》撰成伊始,便称难读,《后汉书》卷八十四《班昭传》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孙登传》说:“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年)就有服虔、应劭等人替它作了音义。魏、晋、南北朝作《汉…     

试论志书中的文献目录──参编《晋城市志》的点滴思考

中国古代素有编纂文献目录的传统,史志目录创建于东汉初年班固所撰的《汉书》,以后各史依例编纂,即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6种。其余正史无志者,经后来(主要是清代)的学者陆续补编,出现了一大批“补经籍志”和“补艺文志”。这样一来,汉朝以后各朝的正史中几乎都有了文献目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代王朝收藏文献典籍的一般情况。 我国地方志记载地方著作的目录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记北齐时代邺下(今洛阳)一带杂事,…     

略谈《新唐书·地理志》的体例缺陷

提到《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的书写体例,人们往往赞誉不绝,大讲其优点,而很少讲甚至不讲其缺点.不仅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自诩:“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多次称赞:“《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新书》诸志表多能补《旧》之缺,而《新地志》尤远胜于《旧地志》.”连最近又对新、旧《唐书·地理志》作了仔细考辨和比较的人也一味称许说:“《新志》七卷,其精确详瞻,远胜《旧志》,所列州县变迁,言简意明.”他们即使对《新志》有所批评,也往往只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