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长期以来，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多以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舶来器物或异域文化因素的考察为主，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或汉文化因素却少有问津。东南亚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重要区域，在相当于中国两汉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发现了很多汉朝文物，如陶器、铜镜、铜容器、钱币、印章等。这些发现是当时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证，也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具体走向及汉代海外贸易等问题的珍贵材料。其中，越南中部的秋盆江三角洲和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上的克拉地峡，是中国汉朝文物发现最为集中的地方。很显然，这几个地方因地理位置特殊，在当时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和繁盛一时的贸易中心。从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汉朝文物看，进入东汉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明中外交流与时尚

中外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从汉代张骞开通西域,经过唐、宋和蒙元时代的繁荣,发展到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如果说文明交流有发展周期的话,那么明代继元以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编者按]     

草原明珠——草原之路上发现的元代青花瓷

蒙元时期,中外贸易交流非常频繁,通过多条丝绸之路实现了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交流,其中草原丝绸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这段区域不仅是蒙古族生活的游牧地带,也是元朝中央和四大汗国交流的重要线路「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在中国西北地区和汉代丝绸之路有重合,成为了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     

馆藏汉代铜镜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

两汉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营口市博物馆收藏有两件汉代铜镜,一件是西汉连弧铭文铜镜,一件是东汉"宜子孙"凤鸟纹铜镜.两镜制作规整,图案清晰,反映出汉代精湛制镜水平,也集中体现了汉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人们的审美和思想观念等历史文化内涵,渗透着我国古代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汉代工艺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从汉代铜镜看当时人们的生活与思想

汉代铜镜类型多样、铸造精良、镜背纹饰精美、铭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汉代铜镜作为一种重而常见的文化遗物，其背面纹饰和铭文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通过研究这些纹饰和铭文，我们可以发现汉代民众强烈的神仙思想以及对长寿、孝道、富贵、高官、爱情的追求。汉代铜镜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实物遗存。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沟通了我国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对于研究汉代中西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玻璃珠饰是岭南汉墓出土器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类。本工作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化学成分和器型风格,对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角王巨虚铭文镜的类型内涵与时代

流行于汉代,带有"角王巨虚"铭文的铜镜,是颇受历来铜镜研究者关注的。这类铜镜也是铜镜收藏者喜爱的藏品。有关其镜铭内涵以及图案等,虽已有著述,但似乎均存在资料集中度不够,论述过于粗疏等诸多缺憾。现笔者搜集资料,再撰此文,以期与大家作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汉代体育文化的传播

汉代体育文化的传播陈成军,王永红传播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汉代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乃在于中外各民族、国内各地区间频繁广泛的文化传播,使汉代能够吸收、融合中外各民族...     

辽阳博物馆馆藏汉代铭文铜镜简析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铜镜的出土及传世数量众多、分布广泛、造型新颖、美感十足。其中,汉代铜镜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铭文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铭文镜上的铭文取代镜纹的主要地位而成为铜镜的重要装饰。这些铭文内容丰富、书法优美、寓意多样,反映汉代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辽阳博物馆的汉代铜镜藏品丰富,笔者选取其中六面铭文镜,解读铭文、重新命名、断定年代、修正错误,以期填补馆内铜镜研究内容的不足。     

汉代铜镜上的相思铭文赏析

在西汉时期 ,我国铜镜的制造 ,无论从生产的品种、数量和工艺水平方面 ,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本文对汉代铜镜上关于反映相思的铭文作了一定的思想和艺术分析     

徐州东洞山三号汉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

东洞山三号墓为横穴式崖洞墓,墓葬未最终完工,仅有墓道、甬道两部分,随葬品亦较少,通过发掘推断一号墓墓主为西汉中后期曾有谋反行为的楚王刘延寿,二、三号墓墓主先后成为其王后。     

江西南昌蛟桥东汉墓发掘简报

2003年8月,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对南昌市昌北区一处墓地进行了清理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墓葬均为砖室结构,墓向基本相同,排列有序,出土随葬器物丰富,有泥质陶器、印纹硬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绿釉陶器、铜器、铁器、银器等。根据墓葬布局及随葬器物特征判断,此处墓地应属家族墓地,年代不晚于东汉晚期。     

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

1996～1998年,在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镇发现了26座东汉墓葬和一座汉代城址,其中14座墓出土了精美的画像石。2008年秋,在大保当镇又发掘了3座汉墓,其中2座墓(M1、M3)出土了画像石。画像石均为浅浮雕,局部涂有黑色和红色,内容主要有车马出行、神仙羽人、祥禽瑞兽等。这3座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早中期。     

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

海曲墓地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西郊西十里堡村西南约1.5公里处,2002年3～6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墓葬86座,其中M106的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出土器物丰富。该墓出土的漆器精美,多为银钼器,部分漆器嵌金,另外还出土有陶器、铜器、木器、竹器、玉器、石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竹简上的纪年文字推断,该墓的年代约在汉武帝末年或昭帝时期。     

安徽霍邱徐台汉墓发掘报告

2005年霍邱发掘的三座汉墓,形制相同,均为平面呈刀形的土坑竖穴墓,时代为西汉晚期以后至新莽时期,为研究这一地区汉代文化增添了新的资料。     

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

2008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配合西安南郊曲江新区翠竹园小区的基建工作中,发掘西汉时期墓葬4座,其中一号墓规模较大,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墓室内有彩绘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此墓的年代应在西汉晚期。     

蒙古历、藏历、汉历

蒙古历与藏历、汉历三者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这里仅就与蒙古历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谈及藏历、汉历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包括纪年法、纪月法、纪日法及日月食推算法等问题.     

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

渔阳墓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咸嘉湖西侧,陵园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墓的东、西、南面均有一个外藏坑,呈"品"字形。1993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封土、墓道、墓坑、墓室四部分组成。虽经多次盗掘,但仍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漆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该墓采用的是"题凑"葬制,而且多件漆器上有"渔阳"题记。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早期汉皇室的一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嫁给长沙王。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

2004年9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清理了一座已被盗掘的西汉早期墓葬。此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由正藏椁和外藏椁两部分组成。残春和收缴的承葬器物数量最近180件,分为陶器、漆器、竹器、木器、骨器、金属器、玉器六大类,其中包括精美的漆器、竹木器和金牌饰。墓内发现的玉印表明墓主名为刘毋智,推测是吴王刘濞家族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