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

辽代墓志石刻史料蕴含了较为丰富且十分珍贵的"墓志人"(志主)的寿龄和死因等方面的信息。利用已出土的辽代墓志石刻史料,对"墓志人"的"性别年寿"、"民族年寿"、"职业年寿"、"时段年寿"和"地域年寿"等作出分类比较,并分析造成每一类型"墓志人"年寿"差别"的原因;同时,依据墓志石刻史料所记,对以各类疾病为主的辽代"墓志人"致死原因进行梳理和考探,即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一条深入而细致、微观且具体的研究辽代社会史的新路径。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辽道宗与天祚帝对辽朝灭亡的影响

辽王朝曾以坚甲铁骑征服漠北各部,开疆扩土长驱中原,并与北宋王朝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对峙局面。辽朝发展到辽道宗、辽天祚帝时期以后,逐步走向衰亡。在此以辽道宗与辽天祚帝的昏庸无道、养奸蓄乱为主要脉络,以寻求辽朝灭亡的原因,体现了封建帝王对一代王朝的影响之大。     

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

辽代向辽西地区移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辽朝建国前后的50年(901—951年)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的时期(982—1031年)。辽朝统治者移民至辽西其目的前后有别。辽太祖、太宗时期的移民辽西主要目的在于开发契丹腹心地区,辽世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活动旨在充实耶律倍家族的领地——医巫闾地区。辽圣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既着眼于辽上京、中京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稳定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的政治考虑。到辽代后期,辽西地区呈现"城郭相望"的局面,交通环境明显改善,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对辽朝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辽西地区的民族杂居局面也有利于辽代社会的稳定。     

辽代法令考

文章首次全面地对辽代的律令进行了钩稽考索,列出现存辽令44通,并就令的产生、执行以及和唐律的关系、价值等展开了分析,认为辽代的令与唐律没有根本关系,尤其是针对辽代实际情况而颁布的诏令,为辽律的补充,在辽代的法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作用。     

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

北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商榷

沙武田先生在藏经洞封闭原因上主张"1052年末法说",但在敦煌遗书中并未发现任何与"1052年末法"相关的记述。另外,不论是"辽"、契丹"、辽之主要城市还是辽之主要姓氏都在敦煌遗书中难觅踪迹。"1052年末法"引起统治阶层重视是1027年,此时敦煌与辽已经七年未曾往来。由此可见,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辽之末法甚至无传入敦煌之可能。所以因辽"1052末法"封闭藏经洞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五道制 ,道统辖京府州县。直到近一二十年 ,方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本文指出五道制的始作俑者是今本《辽史》的编纂者。元代史官认定辽朝州县分隶五京道 ,一是受前代以五京为中心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误导 ,二是受《辽史》本纪有关记载的误导。实际上 ,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 ,并踵唐五代惯例 ,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 ,有时或指直隶朝廷、宫卫的防、刺州。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 ,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这种理财路 ,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本文考证了八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指出八路计司官的遴选 ,反映了辽朝选官用官制度的若干原则和特色。     

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演变简

辽代金银器是我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辽代金银器的种类、造型及纹饰特征、制作工艺等,并深入分析了其形制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更好地了解辽代金银器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小议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

首都博物馆藏辽代“杜家”款绿釉璎珞纹净水瓶,出土自北京密云冶仙塔遗址,是辽代北京地区重要的考古文物。从该件器物的出土地点、器型渊源、装饰元素以及烧制工艺,可以窥见辽代北京地区佛教文化的兴盛,以及该件文物所体现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价值。     

辽代懿州考

辽代懿州之沿革,诸家争议已久,然由于对材料和辽代制度的理解有偏差,迄未尘埃落定。本文通过整理比照包括碑刻资料在内的各种材料,结合辽代头下等相关制度,对辽代懿州的归属、治所、属县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考辨,并作出如下主要判断：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圣宗女越国公主槊古建头下懿州。清宁七年（1061）,由其女道宗宣懿皇后献与朝廷,于州置倚郭平阳县。清宁九年,置顺安县,划为懿州属县。乾统元年（1101）,改倚郭平阳县名为宁昌县．至金代,懿州方迁治于顺安县。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辽代绘画

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王朝。先后建立了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五个京城。公元936年,辽得燕云十六州,并将开封的方伎、百工、图籍、文物掠入五个京城,汉人画家多为辽朝所用,从而推动了辽代绘画的发展。     

试论辽供养钱

“供养钱” 一词最早出于清戴熙《古泉丛话》,此后又不断有人探究,并认为供养钱源于元代。笔者根据十几年对辽钱的收藏、整理、研究认为：人们对供养钱的认识和研究确是从元代开始的,但元代供养钱并不是我国最早的,供养钱在辽代便已存在。     

辽塔相关调查及研究概述

本文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辽代佛塔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以时间为主线,将辽代佛塔研究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详细阐述了20世纪初日本学者、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以及上世纪后期至今当代学者对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从建筑历史、建筑结构、佛教内涵、艺术特色等角度对辽代佛塔的看法和观点,理清了辽代佛塔研究的脉落,并简要讨论以往主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辽代佛塔。     

《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

元修《辽史·兵卫志》开首所记"兵制"一门,是现存文献有关辽朝军制最为集中、系统的记载,历来被看作相关研究的基石。然夷考其实可知,这篇重要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论全为旧史原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元末史官根据宋朝国史《契丹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会要·蕃夷·辽》所增纂。在撰作文本的过程中,元人对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进行了拼接、杂糅,使得本属南朝异邦有关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之常制,对今天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一典型案例或可深化学界有关《兵卫志》乃至整部《辽史》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的认识。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