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海关档案简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民国时期(1912—1949)的档案,但若该立档单位的基本职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为了保持其档案史料的完整性,少数机构并不因政权的更替而重新划分全宗,海关档案就属一例。我馆保存的海关档案所属年代为1859(清咸丰9年)—1949年,大部为外文文件,主要有以下几个单位(档案学术语称全宗):1.海关总税务司署,2.税务处,3.关务署,4.缉私署,5.金陵关,6.重庆关,7.北洋政府财政部及国民政府财政部两全宗内有关海关问题的文件。此外,还有汪伪海关总税务司署、汪伪关务署、汪伪财政部税则委员会,维新政府国定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

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哀,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1920-1921年间北洋政府义赈奖券研究

1920年10月,北洋政府为赈济华北五省大旱荒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义赈奖券。本试从其发行背景、运作和实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研究,以求从一个侧面来加深对北洋政府的全面认识。     

梁敦彦在南昌教案中的往来函稿

梁敦彦(1853—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清末官派留美学生,1881年回国。历任清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清亡后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17年参与“丁巳复辟”,任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复辟失败后在京隐居。1924年5月10日于天津去世。南昌教案发生后,时任天津海关道的梁敦彦,被派赴赣“确查”。这里发表的就是他在处理这次教案中与有关各方的往来函稿,是他作为“紧要困稿”录存下来的。为便于理解这些函稿的背景,下面对这次教案作一简要介绍。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北洋政府对呼伦贝尔“独立”事件应对举措新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呼伦贝尔地区叛乱者次年宣布"独立"。该事件是当时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时,初掌政权的北洋政府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叛乱采取应对举措。通过对这些举措的探究,由此反映出北洋政府自身两大基本特点:新政权的不稳定性及局限性;肩负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北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的局限性。但就相关政策制定目的和成效而言,其对稳定呼伦贝尔地区的动荡局势、恢复中央政府在该地区主权,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洋政府停兑令发布之后

1916年5月11日,北洋政府突然发出“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的通令,顿时引发了民国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挤兑狂潮,而诱发此次挤兑狂潮的诱因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梦想的覆灭。 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3日登基称帝,仅仅83天,便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惶然下台。随着袁世凯垮台,北洋政府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商民们纷纷涌入与北洋政府关     

旧中国的民航

目前,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迅猛发展。相比之下,在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旧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却走过了一段艰难坎坷的历程。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便开始大力发展民用航空。当时的北洋政府很担心外国的民用航空线伸展到我国境内,而在中国尚没有民用航空的情况下,是很难拒绝外国航线伸进来的。这不仅有损国家主权,而且会使军阀官僚们丧失培植势力、捞取钱财的大好机会。鉴于南苑航空学校已有两期毕业生,中国已经有了80多名飞行员,于是北洋政府决定自办民用航空。     

民国时期海关档案简介

海关是对进出国境的物品和运输工具进行监督、征收关税并查禁走私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分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被迫开放,清政府陆续在各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并设海关总税务司署进行管理。进入民国以后,各     

强势外交，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亚护侨

一提起北洋政府,人们脑海里闪现的一般是“黑暗”“腐朽”“反动”等这些贬义词。然而,1918年,在血雨腥风的俄国内战中,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当百万中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威胁的时候,深陷内忧外患窘境的北洋政府,却能顶住各方压力,毅然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此举,令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山中宰相“李根源后传

李根源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陕西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等职。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而退出北洋政府。从此不仅在政坛上销声匿迹,连去向也不为人知。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出现在抗战前线。这整整14年,他退隐在哪里,又作了些什么呢?《“山中宰相”李根源后传》详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宋子文与近代中国海关

宋子文自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便与中国近代海关结下不解之缘,在恢复关税自主、海关的改革、维护海关制度完整等诸多方面都不乏建树,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海关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黄文弼与沙雅之缘

黄文迅先生是中外著名的学者,他在地理、地质、古生物,尤其是考古方面建树卓著。关于他的生平业绩,国内外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详记。本文就其三赴沙雅、两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考古行踪作一记述。民国17年（1928）春,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北京各大学府的学者联名抗议北洋政府允许以斯文·赫定（瑞典人）为首的德国考古探险队到中国的大西北亚洲的腹地来考古探险。为此北洋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其出卖主权的行径。德国最后提出组建一支中外联合考古探险队。当时的北洋政府便将这一任务交付给北京大学。黄文精先生是在国家艰难、民…     

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

鄂伦春族世代居住、游猎于黑龙江中上游、大小兴安岭之间。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因承清代继续对东北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对鄂伦春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关北洋政府对鄂伦春的政策如重建旗佐制度,强使鄂伦春族弃猎从农,利用鄂伦春族守边等,虽然受制于当时内外形势勉强推行。但毕竟在边防和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本文略加探述如下。     

中华民国时期的印花税

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统治 者,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镇压人民,在经济上也对人民大肆掠夺,致使广大人民生活贫苦不堪。仅从民国时期的印花税就可看出统治者贪婪的赋税搜刮和广大人民所承担的沉重税负。 印花税是对因商事活动和产权、特许权转移行为等所书立或使用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是一种行为与凭证相结合的税,用购贴印花的方式缴纳税款,所以称为印花税。我国印花税正式开征始于北洋政府时期。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北洋政府参议院依据前清印花税则（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     

论北洋政府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北洋政府对欧美小国的外交,在袁世凯当权时主要是谋求外交承认。列强在得到其既得侵略权益必定有保障的承诺后先后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随即欧美各小国纷纷承认。北洋政府在皖系、直系和奉系控制期间,通过"修约"运动,对欧美小国外交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能重用留过洋的职业外交家,在于国民为民族利益强力支持政府,也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朱启钤与苏州缂丝

朱海北在《周总理与原北洋政府代总理的交往》中说：“总理这次来我家吃饭,使先父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总理,作为纪念。”作者文中的“先父”即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而他赠送给周总理的手书“松寿”缂丝小条幅,正是经我之手,由苏州刺绣研究所制作的。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别署燃公。贵州紫江（今开阳）人。在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并代理了一任国务总理。虽然因袁世凯称帝时充任大典筹备处处长,作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一生被人循病。但综观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