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观、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晚明时期我国历史旅游客流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本文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四库未收书辑刊》中记载的晚明文人游记为基础,借助SPSS12.0软件,对晚明时期我国历史旅游客流的集聚和扩散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当时我国已初步形成四大旅游集聚场和三大旅游扩散场,并进一步利用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以此为依据划分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等级结构。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再现晚明东北的历史画卷——评《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

《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是国内一部研究明朝将领李成梁的专著.本书讲述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起落和晚明辽东政局治乱等内容,其时间、空间跨度之大,史料之丰富、翔实,在该领域近几年的研究中实属佼佼者.     

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明代晚期是整个明代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浙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彼此之间的政治党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形势。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派别成为晚明党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党争中所体现的地域扶持和异派倾轧,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员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派别主要成员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对当时的某些政治现象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晚明陈和之款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是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民间工艺品,早在晚明时期就为人喜爱。其重要原因是因为紫砂壶由＂文人参与＂而制成。它讲究胎土的选料、泥料的淘炼都要精细醇厚;捏塑工艺要精巧雅致;同时与诗、书、画、刻作为器表的装饰,充分表现出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蕴合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品,所以至令紫砂的魅力仍不减。     

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以郑郊《史统》为中心的考察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祯末年、终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中国历史之统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为晚明理学化史学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明末儒家伦理的困境及其新动向

明末儒家伦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并陷入了困境 ,诸如对“五伦”关系的前后顺序进行重新排列 ,夫妇、朋友二伦置于五伦之首 ;对君臣关系的新评价 ;相对主义孝道观的普及 ;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批评。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批评传统儒家伦理的时代 ,是近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源头     

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

商人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36％为多,这一利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的范围之内。虽然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但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又由于利率较低,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因而商业性借贷能够得到发展。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明代茶果银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的茶果银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有礼仪、贿赂和赋税三种性质。茶果在人际交往和祭祀神灵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用银钱代替实际的茶果,于是产生了礼仪性质的茶果银。明朝制度虽然禁止征收茶果银,但贿赂性质的茶果银实际上广泛存在,并造成严重危害。赋税性质的茶果银由礼仪和贿赂性质的茶果银演变而来,到清代成了正规的赋税。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剧烈的中西碰撞影响下,晚清学人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甲午战前,重新使用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当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编纂方法经明治日本输入后,晚清学人对西方“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和明治日本“东洋史、西洋史”的“二元”叙事,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深刻影响着对“他者”、“自我”的认识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