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唐“十王宅制”

“十王宅制”的施行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的一个分水岭。从太宗朝始,近支宗室基本遵循赐宅、开府与就藩为主要标志的出阁制度,这不仅宣示诸王脱离宫廷生活后自立,也是他们承担宗室责任、屏藩王朝的开始。玄宗创建“十王宅制”后,以聚居、虚开府和遥领为主要标志的不出阁制,成为近支宗室管理制度的主流。“十王宅制”阻隔了玄宗子孙后代与外界的联系,使之丧失了自卫和卫国的能力,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地位、婚姻、教育、生活,乃至引发皇位继承、国家治理方面的连锁变动。这一制度固然是玄宗扩充皇权后的产物,也是宗室这一特殊群体与国家体制无法相融的表现。     

沐浴在亲情中的东平王刘苍

读本文,确实读出了皇室中罕有的亲情。而刘苍"官多反而扰民"的主张,实在值得借鉴。常言道,最是无情帝王家。汉代宗室诸王反叛者有之,以谋反的罪名被杀被削的也是史不绝书。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诸王,很多时候,所谓的谋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帝与宗室诸侯王彼此之间缺乏信任,皇帝总觉得诸侯要谋反,而诸侯总担心皇帝要收拾他们,不甘心坐     

清代的王庄

一 宗室王庄 在一六六四年清朝定都北京之后,第一次颁布的圈地文告中就有安置“东来诸王(包括宗室与异姓王公)勋臣兵丁”的说法,并准诸王公在锦州、盖州各设一庄,“其额外各庄,悉令退出”。次年决定“给诸王贝勒,贝子,公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从“国朝旧制”到“开元新制”——唐代宗室零体政治面貌的重塑

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元诸王念不烈考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大德二年 (公元 1 2 98年 )五月己酉条载 :“诸王念不列、妃扎忽真诈增所部贫户 ,冒支钞一万六百余锭 ,遣扎鲁忽赤同王府官追之。”同书卷二○《成宗纪》大德五年六月条又载 :“赐诸王念不烈、妃札忽而真所部钞二十万锭。”大德五年七月条又云 :“给诸王妃札忽而真及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元史·成宗纪》这几处提到的诸王念不烈 (列 )及其妃扎忽 (而 )真不见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和《元史·诸王表》 ,限于资料 ,中外学者也从未涉及这一问题 ,其世系所出、分地所在始终是治元史者存疑的问题之一。笔者在研究…     

关于元代镇戍江淮的蒙古诸王

元代镇戍江淮之地的蒙古诸王,主要指忽必烈庶子镇南王脱欢及其子孙威顺王宽彻普化宣让王帖木儿不花等。他们在元代宗王出镇中虽不及漠北总兵宗王统兵多权势大,但作为江淮军事镇戍的重心和几个主要汉地封王,仍不失为我们透视元朝时期宗室分封和蒙古贵族统治汉地方式的特例。一、江淮诸王的受封出镇     

近二十余年来宋代宗室研究述评

宗室,指国君或皇帝的宗族,又称皇族、公族。它不同于一般宗族的发展可以跨越朝代,而是与本朝共存亡的,是皇权专制政治的产物。在中国王朝史上,宗室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均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宗室问题始终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族属,由于其与帝王的特殊血缘关系,得到诸多特权,但势必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宗室问题,诸如篡权、继位、裙带、外戚、     

新见《李涣墓志》考释

《李涣墓志》近年出土。据志,李涣出自唐代宗室大郑王房,能诗能文,惜无诗作传世,文亦仅得见一篇。本文首次将墓志予以刊布,考其生平与交游,并揭示宗室墓志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在唐代宗室政策影响下,中唐以后,科举入仕已成为一般宗室的重要选择,李涣顺应时代潮流,并凭借"文"的能力跻身词臣行列,提供了一个宗室家族由身份性贵族转向官僚的具体案例。墓志对"词臣"形象的特别强调,不仅是对墓主李涣的盖棺定论,同时也是撰者刘邺的自我定位。墓志已成为他们表达群体认同的重要空间,传递着这一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念。     

唐代两京王府与王宅诸问题考论——兼与孙英刚先生商榷

孙英刚2003年发表的《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初步解决了唐代王宅的数量、分布,以及演变的部分规律等问题。但是在王府与王宅的关系、诸王府设置时间、以及王宅性质等关键问题上,该文的观点值得进行商榷。在资料考证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唐代前期,王府和王宅并非一体,王宅是诸王个人居所,地点不定,王府在长安者,其共有之曹局在宣平坊。其次,诸王府建立时间在玄宗天宝之前。另外,唐代前期王宅大多是私产,但皇帝、太子之藩宅,以及玄宗后兴建的"十六宅"等都属官有。     

北魏的宗室

<正>前言笔者在文中对北魏后期宣武、孝明帝时期的政治史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1],主要倾向于关心这一时期北魏政治决策的实态,对于政治对立的意义未加以探究。本文再次关心这个问题,关注这一时期宗室的实态变化,还论及北魏前期的情况。一、北魏后期政治史中的宗室1.宣武帝亲政时期众所周知,宣武帝亲政时期是抑制诸王的时期1。孝文帝最信赖的弟弟彭城王勰,亲政伊始即归第,之后暂时复职侍中、太师,     

南阳蒙古族历史与现状研究

南阳是河南省蒙古族的集中聚居地,依据传说及史料考证,南阳王姓蒙古族可能是元朝宗室诸王之后裔,南阳李姓蒙古族可能是元朝部将木华黎之后裔。南阳蒙古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生产、消费、礼仪、节日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已与汉族基本一样。     

宋韦妃帝姬金上京受凌辱 柔福公主逃回南宋遭陷害

<正>宋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女真军攻破汴京,俘获徽钦二帝、帝后、帝妃,王后、王妃、帝姬(公主)、郡主,以及大臣妻妾子女三千余人押往金都上京,妇女在俘虏营里占了很大比例。宋高宗的生母韦氏,38岁,徽宗第十女柔福帝姬,17岁,也在其中。俘虏们到达金上京后,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金人命宋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皆袒露上体,披着羊皮到阿骨打庙举行"牵羊礼",表示归顺。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献俘结束后,宋宗室妇女千     

清代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西汉时规定宗室回避都城附近的河南、河内、河东三郡,即“宗室不宜典三河”。唐朝规定不许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明朝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清代回避制度规定得更全面,更具体,在历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本文根据清代官书和档案史料,就其沿革、特点和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索。     

鲍照的死及其墓地考

对于鲍照的死,史书记载均被“乱兵所杀”。《宋书·宗室传》载：“临海王子项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所载同。南齐虞炎为鲍参军作序日：“大明五年(公元461)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队职问题辨析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队职问题辨析冯培红《通典·兵典一》记载唐代基层军事单位云：“凡以五十人为队”,设队头、副队之职①。队是唐代军队编制中的基层组织,其首领为队头、副队,职级低微,只统领五十人的武装。但由于队构成了唐代军事组织,成为基干队伍,行军作战往往...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

头饰是唐代统治者及其他政治人物构建文化身份、表达权力、缔结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象征符号,与政治局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流行"平头小样"、"花搭耳帽子"、"魏王踣样"、"赵公浑脱帽"等。武则天革命后,颁行"武家诸王样",反映出她希望"武姓诸王"凌驾于整个朝局之上的意图,也是其构建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中宗复位后,于景龙四年颁行"英王踣样",属于其晚年树立政治权威、重建李唐天下的手段之一。开元中后期,玄宗颁行新头饰"长脚罗幞头",目的是为了改造权臣张说的头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此时君进臣退的政治生态。"山子军容头"是中晚唐最流行的头饰之一,乃宦官势力之体现。唐代头饰变迁的进程,投射出唐代政治嬗变的图景。     

关于《唐律疏议》的几个问题

一般认为,《唐律疏议》是唐代的律典,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法典。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并不准确。严格说来,唐代的律典不是《唐律疏议》而是《唐律》,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古代法典自然亦非《唐律疏议》,而应是《唐律》,《唐律疏议》不过是《唐律》的官方解释书。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牧野巽曾有现存《唐律疏议》系演变自《宋刑统》的假说,虽然这一说法迄今仍然无法完全证成,但它对《唐律疏议》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值得重视。元代以来,《唐律疏议》的版本众多,这些版本大体肇自滂喜斋本而续有繁衍。在流传的过程中,《唐律疏议》曾产生若干错误,这些错误可以分为六种,即衍、脱、误、倒、乱、添。     

嘉庆帝对满清宗室科举成制的贡献

清朝建立后,为了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为了照顾宗室成员的利益,促进宗室文化水平的提高,清初也间歇举行宗室科举。到了嘉庆帝统治期间,不断完善宗室科举相关制度,不仅为宗室成员提供了一条仕进之路,照顾了其利益与地位,还使科举制更显公平,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公平,对古代科举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政治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注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