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抗战时期中日秘密“伪钞战”

为配合军事侵略 日本发起“伪钞战” 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湘西事变”前的秘密策反

1948年,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已被歼灭。蒋介石为保住其反动统治,欲在湘西组建反共戡乱救国军,建立湘西反共基地,以作垂死挣扎。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代表,这或许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从《蒋介石日记》解读1937年12月的南京形势

"1937 年12月12日,蒋介石为何在日军完全包围了南京的情况下,向南京卫戍部队的唐生智军发出了撤退命令?"这是笔者长年来的疑问.<蒋介石日记>是解开这一疑问必不可少的史料.笔者从<日记>中了解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充满了不信任感和戒备心理,那时他还在持续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性.蒋介石在<日记>中首次提及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惨状是在日中"和谈"中断后的1938年1月22日,在那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     

我做蒋介石“御医”四十年

我自1943年担任蒋介石侍从医生起,每周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他身边,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回家。事实上他并不需要贴身医生跟着,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很好,因他乃军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动,懂得控制工作时间,不过分忙碌,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标准的条件。但即使如此,他与医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周恩来从事秘密工作的“绝招”

<正>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领导人,也是红色特工的最高司令。20世纪三十年代他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处境非常凶险,为何他一直安然无恙?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     

论中日“茶道”的差异

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起源于中国,却发展于日本。无论是从茶事活动方面,还是从茶道基本精神和美学意境等方面来看,中日茶道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些方面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中日茶道差异产生的原因,还能看出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格差异。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说到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离不开"伍豪事件"。与此相关的,还流传着一个所谓1936年4月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后者一直被作为张冲与周恩来恩怨人生的转折点描写,看作是"国民党抛出橄榄枝",派张冲秘密联络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走向第二次合作的标志性事件。都把它与张冲四年前炮制的"伍豪事件"相对应,凸显他与周恩来化敌为友传奇人生的戏剧色彩。但笔者考证发现,这个"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实际上是个误传。     

地方志工作与出版编辑工作关系辨析

近年来,由于地方志工作机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因此有人主张地方志工作重行政管理事务轻编辑专业技术工作,乃至主张将编辑工作完全交给出版社,对于此观点,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与出版编辑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是一个整体,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延伸;目前不宜急于将出版编辑工作从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专业人员职责中剥离出来,尤其是省级志书的编修,剥离编辑工作是不可能的;首轮修志耗时太长是客观现实（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业务人员参与出版编辑工作仅仅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是第二轮修志值得重视和着手解决的现实问题。修志机构专业人员和出版社专业编辑工作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修志工作急需二者兼备的专业人才,应强化修志工作中的编辑工作而不是削弱和剥离。     

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日本“战而不宣”之探析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敌强我弱,国际环境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抗战需要进行了艰难的战略选择。而对日"战而不宣"就是国民政府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考虑到诸多因素而实施的最佳战略,它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永乐定制”考论

在中日关系史上,明初“永乐定制”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自唐王朝灭亡以后,历经五代、宋、元,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马上遣使赴日,使双方的官方交往得以恢复,并将日本定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但好景不长,洪武十三年（1380）发生了胡惟庸案,朱元璋怀疑胡惟庸“藉日本为助”,故“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自此以后的20余年间,双方的官方交往又处于断绝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马上遣使赴日,双方遂又恢复了官方往来。永乐定制规定,日本十年一来贡,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论如何在档案工作中“保密”

<正>在细致繁杂的档案工作中,档案保密工作带有政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特性。尤其是在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保密法》以来,档案部门与档案工作人员需依照新《保密法》的规定重新审视档案工作中的保密工作。档案保密工作面临新形     

汤恩伯坑“爹”救“爹”记

汤恩伯坑“爹”救“爹”,害人害已。罪有应得。     

“硬人”张奚若

1941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会上,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