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 ,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 ,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 ,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 ,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 ,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 ,“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 ,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 ,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 ,而且如何评价冯道 ,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简评冯道

五代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人物的评价不宜单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定其奸佞,若跳出“忠臣不事二主”的樊篱,冯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劣迹”,反而对当时社会发展有所作为.冯道为人宽厚,一生勤俭,身居高位,爱护百姓,提携后进,保存文化.对于冯道,不宜因为他没有在王朝交替中“杀身成仁”而过于非议,其努力适应当时历史条件勇于救补于一时的行为应该得到肯定,应该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谈生涯一味谁参透——浅析冯道

冯道是五代时期的政治名家,也颇富争议。有人称赞其“宏才伟量”,有人骂其“奸臣之尤”。本文对冯道持肯定态度,认为正确理解冯道,必须破除愚忠观念、消融华夷之分。     

略论冯道

五代的冯道(公元882—954)是我国历史上颇受訾议的人物,千百年来,凡是提到冯道的,大抵毁之者多,誉之者少,他的名字几乎成了贰臣的代名词。欧阳修骂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骂他“乃奸臣之尤”,清代的王夫之说:“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一个比一个措辞尖刻,冯道简直成了罪恶的渊薮。这其中当然也有为冯道辩护的史学家,清代的赵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论及张全义、     

政坛不倒翁冯道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最昏暗的时期,一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这期间出了位厉害角色,即创造了历事五朝十帝而不倒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的史上第一“骑墙派”——政坛不倒翁冯道。自从冯道进入政坛以后,无论谁当皇帝都来找他。“儿皇帝”石敬塘时代,冯道曾提出辞官回家种地的请求,不但没被批准,还被皇帝眼含热泪一通臭骂：“好你个老冯,你跟过那么多皇帝,轮到我了你就想开溜,是不是瞧不起我？”可见冯道还是很有才的,要不然不可能总是一路绿灯。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元朝的反贪诗、反贪谣

掌握政权的蒙古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汉人受到种族歧视,有的甘愿隐居不仕,虽有少数士人跻身官僚阶层,大多数士人处于中下层,比较了解现实社会,不满贪官污吏,同情民间疾苦,因此多有反对贪赃的诗作。     

新见宋人碑志辑考汇评——《全宋文》补目五十七篇

从《分水访碑录》《丽水宋元墓志集录》《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栝苍金石志》《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诸书中,可辑录《全宋文》未收宋人碑志五十七篇,这其中包括王缙、何澹、洪迈等名臣文人之作,可补当时士人仕履与交游。而有关丽水何氏、叶氏、潘氏等家族的碑志,亦对宋代社会史研究有裨益。     

陆机入洛之遭遇及其死因考析

文章考析了陆机作为晋世江东士人的杰出代表,进入洛阳求仕的遭遇及其死因。     

同名相容（外一篇）

从前,有权有势的人忌讳,无权无势的人就只有顺从、避讳了。正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是,也有例外,当老百姓的与当官的同名同姓,小辈的与长辈的同名同姓,还被“容许”了,于是也就传为了世间佳话。五代后周人冯道,在相位四十年,可谓官高权大。一天,有人在集市上牵     

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

五代中期,辽朝一度入主中原。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契丹转攻为守。对于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以往研究归因于穆宗所代表的草原本位政策,主要证据是史籍所谓耶律璟"睡王"一称及其"汉地还汉"之言论。本文对穆宗朝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及耶律璟个人生活作了系统考辨,指出穆宗朝契丹政权之汉化及部族之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其对外转向稳健,是中原重趋统一之结果,并非出自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历代士人及现代史家对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的批判,很大程度建立在对辽穆宗的错误认识之上。关于辽穆宗史实之澄清,不仅可推进辽朝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之理解,且对五代宋初政治研究有所助益。     

＂十朝元老＂：职场第一达人冯道

冯道（882—954,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史称“官场不倒翁”）,字可道,五代时人,自称长乐公,心胸宽阔,随遇而安,一生过得算是快乐。一日,冯道的一位学生到他家读《老子》,当读到书中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忌于师讳,不敢往下念了：“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则不以为然,呵呵一笑,你道吧,想咋道,就咋道吧。     

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研究

常熟瞿氏藏书历经五代,收录多宋元珍本、孤本及未经见之罕见本。随着藏书辗转易主,留下前后藏主和校读鉴赏。有许多题跋识语成为瞿氏藏书重要价值的组成部分。瞿良士所编《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收录元、明、清名家六十余人题跋,涉及古书版本、流传情况、内容评价、校勘考订以及书林掌故等。其间有许多题跋,对各书的传世版本作了总结性的论述,从版本目录学方面看意义重大,且折射了学术价值,并展示了士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的兴衰

南汉,是五代时期以兴王府(广州)为中心,割据偏安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封建小朝廷。南汉的崛起,除却唐末五代时期天下纷乱,中朝政权无力经营岭南等客观因素外,还与士人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唐朝自安史之乱,尤其是唐末黄巢起义以后,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混战纷争之中,民不聊生。中原士人纷纷避兵南下。《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刘隐传”载:“是时,天下已     

五代时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

五代时期的文化向不为史家所重,如欧阳修就在其所撰《新五代史·司天考》中明确说:“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宋人对前朝特有的一种偏见。五代时朝的文化自有其独具的历史特点,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不少方面,例如文学、史学等,都在战争频仍、政权迭起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其成就是不容忽视的。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历史文献学,由于冯道等的奏请校刻九经,并最终完成了这一空前     

如影随形:唐宋之际都城东移与北都转换

开宝九年宋太祖意欲迁都洛阳,看似涉及政治斗争及经济因素,但从历史进程潜层考量,则是对中国由地方分裂割据向中央集权强势回归的历史回应。迁都洛阳失败,标志着汴州在长达百年中所承担的特殊角色从"积累"到"质变"的完成,冲破了中央集权强势回归对定都洛阳的理论诉求。中晚唐五代与北宋士人对汴州(开封)的评价与城市发展所存在的悖反矛盾,本质上是时代背景差异与汴州(开封)职能差异导致的。五代时期,邺都大名府居于河北重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王朝内部制度因素、地缘政治秩序与中央权力支配关系决定。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对邺都大名府地位的影响有一定历史滞后性,至宋代才愈发明显。唐宋之际北都东移,受到中央权力支配,与都城东移存在"如影随形"的关系。其他陪都东移也有类似规律。整体考察唐宋陪都布局变化及其差异,可为宋代之"内向"作一注脚。     

出山：华北民间年画中的英雄史开端

在许多华北年画中，都会有姜太公、刘伯温两个“军师”的形象，以此为基本资料依据，参以《封神演义》《英烈传》等讲史小说、戏曲、传说等，可探讨士人在与皇权打交道过程中的关系问题。在传统天命观下，一个新朝的潜在皇帝登场后，必须有一位军师“出山”,这部英雄史才有一个真正的“开端”。从姜太公到刘伯温，士人与皇权的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到压抑的过程，折射出以“隐士”为象征的道统与以“帝王”为代表的政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变化。     

赵匡胤 武夫开文治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生于洛阳,军人出身,后周时曾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归德军节度使。篡夺后周政权后,定国号为“宋”。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使赵宋达到历代文洽巅峰。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从碑志看唐代河东裴氏的迁徙流动

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指出:"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观李吉甫,即后来代表山东士族之李党党魁李德裕之父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详载其祖先之坟墓住宅所在,是其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