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的缘起缘落

正抗战时期,西迁贵州的私立大夏大学由于办学经费极度拮据,数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国立。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匮乏的贵州省也正努力向教育部申请重建国立贵州大学。教育部便借机施一石二鸟之策,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更名为国立贵州大学。正是此举,使得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之间结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因缘。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

抗战军兴,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创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校董亦大半川籍。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政府资助不足,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征费之举引发学潮,川籍校董邓锡侯、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持学生,并顺势接管学校。从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并于其后被改组为成华大学。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实为地方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

抗战时期,为了救济青年失学并发挥教育功能以增进抗战实力,国民政府先后创办了30余所国立中学,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这种中等学校教育,在学校管理、教学内容和师生成分等方面均异于平时。它的创办,既抢救了战区大批中等教育人才,使东部地区中等教育现代化不致中断,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开发和发展;既推动了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又充实了民族有生力量,从而支持了抗战大业。     

陈立夫与西北联大的改组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卢沟桥事变后教育部设立的两所国字号联合大学之一,设立的初衷是收容平津流亡师生,恢复大学教学秩序。随着战事的常态化,教育部长陈立夫开始考虑高等教育的地域平衡问题,改组西北联大之意遂起。改组过程中,面对来自校内外如潮的反对声浪,陈立夫凭借其强固的权力基础和铁腕手段,一一化解,一举奠定今日西北、特别是陕西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陈立夫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八年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近7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战争艰难岁月中,陈立夫在拟订战时教育政策、方针,迁播高校,增设、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发展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以及救济、培养与征召青年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停顿,相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陈立夫执掌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教育部门维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行思想统制,防共反共,抵制“赤化”,逆时代进步大潮。功过是非,历史会给予公允的评价。     

抗战时期陈孔关于学生贷金的争议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有关抗战时期的教育一节中写道:“战时教育的种种措施,需要极多极多的经费。在抗战时财政收入减少,而军费浩繁,教育与文化在短见者看来,比较为不急之务,国家不应为此耗费巨量金钱。可是当时的孔院长(行政院长孔祥熙)兼财政部长同意我的见解,认为抗战与建国应双管齐下,教育青年乃是为建国预储人才,和抗战同样重要,也是实现他的抱负的机会。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私立中国学院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下,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没有被日伪政府接收,也没有被迫停办,反而规模不断扩充。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北平的表现,应该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做的大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     

蒋梦麟与全面抗战时期北京大学的变局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三校共处,在与清华合作的格局下,北京大学在经费保障、治理体制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显现出种种不足。原有校内外北大派的支持系统因抗战造成的变局而瓦解,陈立夫代替王世杰执掌教育部,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使得校长蒋梦麟在校内外所获得的支持不增反减。中基会的资助到期,使得战时经费匮乏的北大雪上加霜,无法充分发展其研究事业。相对于清华的安定和发展,抗战时期的北大不进反退。蒋梦麟在抗战前以行政为主导的“校长治校”模式造成北大校内的上下悬隔。抗战时期校内同人对校长蒋梦麟寄子厚望,然而蒋梦麟的意兴阑珊与北大同人的切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双方隔膜日深,最終校内集矢于校长,导致蒋梦麟的下台。但蒋梦麟的去职并未造成北大的分裂和动荡,相反,既增高了蒋梦麟在北大的地位,又凝聚了北大的人心。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名人在贵阳私立清华中学

创建于1938年,为教育青年抗战救国而诞生的贵阳私立清华中学,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几年时间就办成贵州省中学中声誉远播、家长争相送子就读的上乘学校,这除了有一支以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生为主体的教师队伍外,还与当时许多热心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民国政要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私立中国学院谋求改为国立及恢复旧称相关史料

中国大学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建国人才创建的,后改称私立中国学院.1946年,学校为使学生免遭失学、教职员免于失业,决定动员群众开展"改国立"运动.本组史料不仅展示了该校要求改国立及恢复大学旧称的情形,对国民党试图加强对学校控制的情形也有一定的反映.     

西北联大播撒文艺种子

这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一段教育佳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为使中国高校不沦敌方,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宣布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撤退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辛亥革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以民国前中期商人捐办大学为中心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使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生深刻变化。教育作为现代化的基础事业,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开始走向新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发展,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大学教育的发展,使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步入最高的层次。辛亥革命为大学教育的发展建立了新的平台,开启了国立、公立、私立三路并进的新模式,使私立大学领先发展,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发展过程中引领潮流,并从无到有,曾居半壁江山之地位;而商人的捐资办学亦极一时之盛,在私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并惠及国立大学。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基君的批评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基君的批评杨天石说明：１９７７年,陈立夫先生在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的回忆》一文中首次公布了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函,以括弧注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其后,沈云龙等著文认为,该函作...     

抗战前后的湖南大学

由省立改为国立解放前,我国的大学有三种类型：国立的、省立的和私立的。国立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校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经费主要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给。因为经费有保障,学校的实验设备较齐全,图书资料较为充足,教职员工待遇较高,能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知名度     

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

抗战期间,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印制不良,各界人士有关改善教本的呼声颇高,冯玉祥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改善教本即是其中一例。国民政府教育部有鉴于此,乃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部定统一教本,并指定七大书局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以保证教科书质量。     

论抗战时期的湘西教育

抗战期间,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一改战前落后状态,获得重大发展。教育走向大众,在湘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完备的学前、小学、中等、职业、师范和高等教育等现代教育层次,现代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得以确立,湘西教育的现代转型最终完成。战时湘西教育的现代开展,不仅培养了大量适应战时需要的人才,为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强化了湘西各族的中华一体感和民族国家认同,推动了后来湘西现代教育的全面发展。     

民国前期湖南私立教育发展述论

民国前期湖南私立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私立教育发展特色鲜明:一是学校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教学设施较为完备;二是弃用旧式书院规制,采用西方新式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三是从严择师,倾心育人;四是民主管理,从严治校。湖南私立教育发展的原因:一批以教育救国为职志的湖湘精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创办者既秉承了湖湘士林爱国、务实、创新的学风与士风,又具有新型教育家特质,在精神层面支撑了湖南私立教育之勃兴。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的鼓励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私立教育的发展。     

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连载）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当初的大学,主要有国立（包括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形式。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而学校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在这方面,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有过许多评论。比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好人士为纪念张伯苓先生70寿辰,出版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做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

抗战初期,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左翼师生云集,活动频繁,国民党籍师生除重组党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迭请教育部出手解决。部长陈立夫虽长期执掌党务,起初还是谨守职份,不愿直接出面干涉,而是寄望联大常委徐诵明自行遏制法商学院的左翼化。徐平衡左右的努力未能令陈立夫满意,陈转而派张北海接管法商学院,彻底予以整顿。徐诵明和学院左翼师生对此奋力反对,双方博弈的结果,大批左翼教员被迫离职,张北海也被逼走。徐诵明拔掉了陈立夫敲下的楔子,自己也被调离耕耘10余年的大学。在左右之争的大背景下,左翼师生要指点江山,右翼师生要保卫社稷,大学校政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