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灭钉螺

正1970年,我下放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富东公社。下放的第二年,便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灭钉螺工作。我下放的公社虽不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灾区,但却是钉螺的孳生地,因而公社领导丝毫不敢大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拉网式地过滤检查,并让每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能吃苦的人员担任"血防员",参加县血防站统一组织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我有幸被大队选中。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我进入公     

追忆我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

197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正在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我,接到校部的紧急通知。外交部令我尽快回京,另有工作任用。我带着“三夏”大忙的汗渍和满身泥土气息,匆匆回到北京。第二天去外交部报到,干部司和亚非司是必然要去的地方。部两栋办公楼内外空空荡荡,人迹寥寥。我心里知道,当时留在外交部坚持业务工作的人员已经缩减到最少程度,大多数人都已分散下放到外交部5个干校“脱胎换骨”去了。偌大的一个西亚北非司分管中东地区23个国家的事务,一段时间内只有8个人留守工作,亚非司“八大员”的雅号由此而得名。在当时的特殊…     

一个家庭的1970年代

下放全家下放应该是在1968年,那时最小的弟弟刚出生不久,我不到5岁。之前我们全家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和两个弟弟都是由祖母带着的。关于下放,最初的记忆也是最早的画面,是全家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卡车沿着盘山公路一圈一     

那时候最想吃的是油

我十七岁下放到湖南永州的罗溪。在这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其秀,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家的热情欢迎。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正>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     

那时候最想吃的是油

我十七岁下放到湖南永州的罗溪。在这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其秀,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家的热情欢迎。她父母喜欢我嘴甜亲热,即便所有知青都在的时     

“下放”纪事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一项任务是“干部下放”。由于1964年我在连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列为审查对象．自此一次次运动都有我的份。我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放对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偏远的闽东北政和县镇前公社湘源大队。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辛酸而难忘的岁月。     

我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正>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近万名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回忆记     

情牵桂子山

大学时代是我人生新的起点,桂子山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尽管大学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但当时的学习与生活情景却时常在我梦中萦绕。至今思之,犹在昨日。京山苦读"文革"末期,我从武汉市插队下放到荆     

我的苗乡情结

正在21年与苗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中,我一次次经历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实,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大。1958年我在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中,因不识时务对"大跃进"说了真话,加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关系处理不好,我竟然"因言获罪"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在称之为"苗疆腹地"的台江县待了21年,把整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台江属于黔东南州一个很小的县,当时全县人口大约10万,苗族却占了总人口的97%,是一个苗族历史文化底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07年第12期发表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聚焦区域纸币 探索货币文化精髓——读《中国甘宁青纸币》

正于廷明《中国甘宁青纸币》出版之际,我得有幸先睹为快,很愿意向关心货币,特别是西北地区经济、货币历史的读者推荐此书。我与廷明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其时我正在编辑《中国钱币》期刊和《中国古钞图辑》,得知甘肃省发现了甘肃司钞,只是情况不明。后来就收到了于廷明《试述甘肃司钞》的稿件,对晚清时期在中央政府发行"大清宝钞"的环境下,甘肃地方政府却印行"甘肃司钞"的前因后果,司钞的形制、品类和流通、收束过程做了简明而清晰的叙述。只可惜《中国古钞图辑》已经出版,不能收入书中,文章发表在了《中国钱币》杂志上。此后,我又收到过他一系列的稿件,看得出,廷明已开始专注于甘肃纸币的研究。此后,我与廷明的交往日益增多,我们曾共同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跋涉,一起在西藏考察,也经常在多种学术会议上交流。我的青春时代在青海的山沟里度过,大西北是我的又一个故乡。     

读者·作者·编者

顷读《文物》1977年第11期刊载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中提到一号墓中出有"葵瓣式素铜镜"一面,"并在边缘刻‘通州司使司押’"铭刻,应为关税检验准卖标记"。我认为"通州司使司官"当以"通州司候司官"为确。理由如下:《金史·百官志》载"诸京警巡院,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与"诸京警巡院"条并列的有"诸府节镇录事司"、"诸防刺州司候司",职掌悉同警巡院,唯级别不同,均为兼管司法、治安一类的衙署。1976年黑龙江     

我下乡当农民

1957年的秋天,机关"反右"初步告一段落,开始考虑下放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和工厂当农民、工人,取得了身份后,再陆续调回或另作他用。据说,这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在和平年代,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锻炼,只能算作"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起初,我不认为这件事会轮到我的头上。我是团省委机关报——《贵     

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

这是叶弥的小说原著《天鹅绒》中的句子。下放的老唐撞见妻子与李队长偷情时说,"我家老唐说我的皮肤像天鹅绒。"他提着枪去找穷乡僻壤的李队长。小李说我该死,但我必须要知道一件事,不然死不瞑目——"什么是天鹅绒"。电影中姜文扮演这位老唐,他说,"那就是他妈的一块布。"小说中,老唐想了想,很有文学性地描述说,"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     

往事拾零─—’57下放劳动散记

虔诚的自我改造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至六十年代初期,根据中央的批示,机关干部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分期分批下工厂、农村劳动,为期一年。五七年的十月下旬,机关“反右”告一段落时,开始动员和组织第一期下放劳动。种种迹象表明下放的预定名单中有我在内。我虽然知趣地报了名,最初内心却有所不服。这次下放的是“三门”干部,我算吗？就以调到贵州工作这七年来说,“五大任务”、“土改”、“互助合作”,哪一项不是在基层在农村参与了的？全省有名的白云区赵树华互助组和以它为主创建的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都是我们在那里建…     

和王恩茂同志在工厂相处的日子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领导,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中,王老受迫害离开工作岗位,曾下放到我厂劳动锻炼,我有幸同这位党的高级干部有一段交往,王老的军人作风和革命气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九查钉螺,消灭血吸虫

<正>1970年,我下放农村的第三年,适逢中央文件转发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毛泽东特意在通知上批示:照办。全国各地深受鼓舞,坚决响应"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     

故宫人在咸宁干校

<正>1969年9月,随着文化部下放干校工作的部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革委会和军宣队也动员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锻炼。我虽然是在红旗下成长的,但本能地走上了知识分子的这条路,1962年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了故宫博物院这个文化艺术单位。一般人看来,我的确属一个纯知识分子,在那时的     

山西的建设者,昔日的“红色特工”——越南归侨谭业其人其事

正归侨故事多,定居在山西阳泉的越南归侨谭业就是一个颇有故事的人。在采访谭业之前,我同他的儿子、曾任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现任阳泉市政协副主席的徐本宁本来就很熟悉。我知道他父亲姓谭,感到好奇,有一次就问他:"你老爸和你怎么不是一个姓?"他回答说:"他原来就姓徐呀。"后来,得知谭业下放到山西之前,曾经在我党情报部门工作过,是昔日的"红色特工"。当特工的有若干个名字是很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