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施拉姆

美国友人传来施拉姆先生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我们是研究毛泽东而结识的好朋友。1980年后,他多次作为这方面的美国学者来中国,以及我应邀到美国访问,我们都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使我得益匪浅。2005年我88岁时,他为我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李锐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对我的勉励之言:"我们每次见面,他的直率和富于挑战性的见解总是令我耳目一新。"毛泽东是20世     

学术研究的创造活力从哪里来——读王颖泰《贵州戏剧批评史》

我与颖泰先生相识于1973年,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始终为他的创造活力所吸引,他总是能够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第一次见面,他就让我刮目相看。那时正是“文革”后期,我们分别在安顺师范和安顺一中任教,同时被借调参加地区和省的现代剧调演的筹备工作,任务是写剧本。我虽然平时喜     

怀念雷达老师

正雷达老师是兰州大学杰出校友。兰州大学中文人都以他为骄傲,我个人的文学评论道路也深受他的精神启迪。我现在特别怀念他在兰州大学文学院担任博士生导师的那几年,隔一阵他就回家了,我们见面、聊天,谈笑风生。他给学生做讲座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用心倾听他对我国文学发展最生动的、在场的、前沿的分析与评断。有一次聆听时我还萌生了一个念头,对他     

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蒋孟引教授

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蒋孟引教授钱乘旦１９７８年,我考进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英国史研究生。当时,蒋孟引先生７０多岁,头发全脱落了,但满面红光,看起来很健康。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英国史不难学。”我当然说好。“那么,明天你就跟我...     

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

胡绳是我最敬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1982年后,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时,我们是一群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对胡绳的大名是熟知的。中央任命他来当党史研究室的主任,大家自然想快些一睹风采。可是得见其面时,才知道他是个胖胖的和蔼的老头。当时,我们一般尊称他胡绳主任,有时也不惮冒昧叫他老胡。他总是慈祥地笑着作答。得知胡绳大名,是由读他的书开始的。记得在做知青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一书。但那时患的是“缺书饥渴症”,有书就抓住读,所以印象不深。进大学读了历史系之后,这本书才真正引起我的敬佩。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     

钟文典教授的人格魅力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钟文典教授是我求学成长当中难得的好老师。他之所以好,不仅在于他认真履行了一个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而且他善于通过自己的丰富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积极影响和教育我们一个又一个学生。     

《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序言

蒋赞初教授是我大学时的同窗。那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冬天,我们同在南京丁家桥入学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一年级,住同一间宿舍,一起去教室听课。第二年迁四牌楼,他转入学院历史系二年级,又过一年,我也跟着转入历史系。我们又在昌桥同室而居。在解放前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里,我们少不更事,却在一起感受时代的脉搏与呼吸。妄借敦诚赠曹雪芹诗中的两句话,恰合     

怀念周承恩老师

正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周承恩老师退休,我前后与他共事十多年。周老师退休后,因同住一个大院(中央党校南院),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聊天,他还经常要我帮他借一些新出版的书。再后来,因患眼疾,他看书越来越吃力,我给他借书、送书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见面,我们总会为一些共同的话题聊上一     

老刘其人

老刘原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毕业后直接保送读研。因为是老北大,所以2001年开学之初,他自告奋勇去学校南门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同窗。当日他见到风尘仆仆一脸土气的我,互通姓名,便爽朗笑告,说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当即命令历史系大四学生某某,蹬着个三轮车,载着我的行李和我,吭哧吭哧送到宿舍去。     

编辑手记

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     

21年前,探望病榻上的郭影秋

《纵横》2003年第六期出来以后,我照例扫了一眼目录,这一扫,便看到了王俊义老师写的《我所认识和了解的郭影秋》。恰好就在此前几天,我们班同学聚会,有人还提起21年前去医院探望郭影秋的一幕。王老师的回忆,也唤起了我的一点记忆。 1979年秋,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时,成仿吾是校长,郭影秋是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成校长经常来学校和同学见面,郭校长则因为“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自我们入校时起就在医院里卧床,大家只是在学校印发的宣传品上见过他的照片。 1982年夏天,我们班到宁沪一带实习。在上海,有一项活动是参观宋庆龄故居。宋庆龄是1981年去世的,她的故居尚未开放,据说只供省军级干部来凭吊。故居的管理很严,进门前先传达注意事项,然后     

平易亲切的匡亚明校长

<正>我是匡亚明校长的学生和同乡后生。1959年，我从江苏省丹阳中学毕业，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分专业时选学世界近代史，毕业时被南大历史系录取为中国古代史（元史专业）研究生。在匡校长晚年，我曾在他府上协助工作4个月，得以直接向他请益。     

编辑手记

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便泪如泉涌。我向父亲保证说,我很快就会回家。他微笑着登上了飞机。[第一段]     

回忆我的导师王栻先生

<正>一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共五人。我是他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是1980年春考的,1980年9月1日进校。那届王栻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全系也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是中国古代史的。原因可能是自1978年     

三川颂(外一首)——为民和三川首届巴依尔节而作

三川呵,我的故乡。大尼嗄扎尔呵②,我的期盼。丹阳城记载着远古的华彩,临津渡述说着历史的荣光。巴依尔呀巴依尔,我的杏花灼灼的三川呵,深情的土地铺锦绣。三川呵,我的故乡,大尼嗄扎尔呵,我的期盼。依道拉歌唱着美好的生活,纳顿舞奏响了丰收的喜讯。巴依尔呀巴依尔,我的吉祥飘飘的三川呵,美丽的天空飞彩霞。三川呵,我的故乡,大尼嗄扎尔呵,我的期盼。核桃树覆盖着宁静的庄廓,苹果园传扬着阿姑的歌声。巴依尔呀巴依尔,我的祝福盈盈的三川呵,善良的人们奔小康。注:①巴依尔:土语音译,意为高兴。②大尼嗄扎尔:土语,意为我们的故乡。扬起三川人的…     

我师傅“胡老头”

“你要看毛片吗?一看毛片,就有灵感写下去了。”——稿子写不下去时,我就又想起我的师傅来,那个总是满嘴胡说八道的、35岁的“胡老头”。第一次见面,是他编我的稿子。本来应该是北京新闻部的编辑王姐姐编的,但逻辑结构乱得她头昏。中国新闻部的编辑——我师傅,一向见不得女人撒娇和掉泪的他,就在“王小麻子”的撒娇声中,晕晕乎乎地接过了我的稿子。     

忆刘大年同志的几件小事

全国解放后,我读到《美国侵华史》,知道作是刘大年,但未曾有机会见面。以后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在同一个研究所),才有了见面的机会。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共同在河南息县,我与大年见面的机会多了。后来我们两人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共有6位,还有冯至、夏鼐、吕叔湘、唐弢。人大开会的座位按姓氏笔划排列,任刘姓氏都是六划,我们邻座。开会在一起,回到住处又在一起,接触更多,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以后住处相距不远,常常找他谈谈学术上的问题。     

安徽“六二”慘案与周肇基烈士

本刊总第10号上所发表的两篇有关五四安徽青年运动的文章,谈到“六二”惨案的情况,一般的都是事实(虽然都是表面情况,没有深入到內幕中去谈它的前因后果),但就我个人所知的来说,仍有許多地方须加改正。第一,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年运动史编写小组的文章上说周肇基是一师学生,其实他是我的一中同学。他虽比我高两班,因为和我是合肥小同乡,所以我們下课后总是在一块谈心玩耍。由于他能说会讲非常滑稽,各鬥功课都好,特别汉文极有根基,无形中是我們合肥同乡同学中的领袖,和我尤其要好。他的父亲周月溪,他的妻子黄家馥我都很熟识,所以知道他的情况是比較清楚比较确实的。他富于正义感,革命性很强,     

风气变好了

正那是前年的一个场景:"可乐鸡翅"、"红烧排骨"……看着一桌子色香俱全的好菜,我忍不住尝了一口,哇,真香啊!这顿晚餐是为老爸准备的。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那天晚上,我已经进入梦乡了,爸爸还在外面陪别人。早上,他还很早赶去处理事情。妈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爸爸可以好好呆在家里陪我们吃一顿饭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