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

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了忽视广西边防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广西的边防建设。在广西绵延近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对边防军事设施、边防军队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从而起到了稳定边疆、固国守边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广西对外贸易往来。     

从“移民实边”到屯垦“殖边”——以黑龙江近代边防法制为例

近代中国政权更迭,黑龙江在各个不同的政权时期,在边防法制指导思想和内容上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地方政府也针对边疆防御与边疆治理制定了"移民实边"、屯垦兴边、"裁兵殖边"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本文对近代黑龙江边防法制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在研究以"移民实边"到屯垦"殖边"为中心的边防法制演进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对于当今依法治边、依法护边以及构建边防法制体系的借鉴意义。     

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

我国有漫长的陆海边防线,边防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当前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周边环境波动诡谲的形势下,认真追溯历史上强边思想的演替历程,深刻反思自古迄今边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加深我们的国防意识和爱国热忱,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大澂在督办吉林边务中的历史贡献

吴大澂在督办吉林边务期间大力实行移民实边,驻军屯田政策,设置驿站、建设道路;修筑军事设施,加强军事训练,和边防建设;化敌为友,奖惩分明;建立军事工厂,发展军事工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勘疆划界过程中,以理据争,收回被俄罗斯强占去的土地,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为巩固边防,作出了历史贡献。     

《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

本书研究晚清不时期的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理清其演变轨迹,分析海防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顿挫的主要原因和客观原因,实事求是是评价其功过是非,总结晚清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海防建设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明朝长城防御体系考述

明朝北部边防体制通常以九边指代。本文认为,从洪武年间设立都司卫所屯戍,辅以封王守边,到靖难之役对原有边防格局的调整,再到土木事变北部边防被冲溃,又经景泰、天顺、成化三朝的重建,才形成以九大军镇为核心的长城防御体系。事实上明朝北疆边防建制始终随明、蒙对峙形势变化而调整。本文据万历《明会典》所载资料,考述了明朝各个时期的北部边防体系,并具体对九大军镇沿革及筑墙史作了勾稽。     

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省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

刘铭传以武将而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其一生之建树重在“事功”而非“理论”。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也曾就海防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全面系统的论说，但其认识水平显然不及同时代之佼佼者。关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也是在领导抗法保台、建台的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并以首任台湾巡抚之地位不遗余力地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开创了包括海防在内的台湾近代化新局面。刘铭传加速台湾建设、加强台湾海防的初衷是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不料数年之后，台湾竞因北洋海防的崩溃而落入日本之手。这绝不是刘铭传个人的悲哀，实乃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

明初为安定海疆,在广东南海地区构筑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沿岸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吴桂芳、殷正茂、凌云翼等两广总督为平定日趋严重的倭寇、海盗祸乱,逐步变革卫所体制,根据南海要冲港湾等地理及军事形势,先后通过构筑拓林、碣石、南头、北津、白鸽、白沙等“六水寨”,设置南澳副总兵,规划“海陆联防”、“分区防守”体制,形成完整的南海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对明清时期南海地区“东、中、西”三路海防思想的形成以及后世南海海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

刘铭传以武将而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其一生之建树重在"事功"而非"理论".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也曾就海防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全面系统的论说,但其认识水平显然不及同时代之佼佼者.关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也是在领导抗法保台、建台的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并以首任台湾巡抚之地位不遗余力地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开创了包括海防在内的台湾近代化新局面.刘铭传加速台湾建设、加强台湾海防的初衷是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不料数年之后,台湾竞因北洋海防的崩溃而落入日本之手.这绝不是刘铭传个人的悲哀,实乃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应对,可以围绕王朝制度系统的反应,形成一种历史叙事。在这一事件应对叙事中,李鸿章不是直接责任人和主角。但围绕李鸿章的大量史料显示,这一事件发生前,淮军面临裁撤压力,海防体系也空虚无力,李鸿章充分利用日军侵台造成的危机局面,将闲居徐州的淮军精锐调往台湾海防前线,将参与西北平叛的另一支淮军精锐力量撤回沿海布防,成功实现淮军的转型。同时,利用危机,制造舆论,与总理衙门和沿海督抚一道推动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海防体制的形成。这是李鸿章和淮军从内部平叛之战时体制向应对西方的海防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危机利用与权力外移是晚清权力关系变动和体制变化的重要路径,而事件应对和危机利用构成的复合结构是晚清历史的特殊构造,需要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结合来观察和研究。     

清代天津大沽口营盘图考

晚清以来,清政府逐渐加强北洋海防建设,而大沽海口更是被看作控制京津门户的北洋要口,因此对大沽炮台的军事防务极为重视。天津博物馆藏有两幅清代天津大沽口营盘图,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大沽口海防的建设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历史信息。     

沈葆桢在台湾的海防经略思想

沈葆桢是中国近代海防事业的实干家。1874年5月,沈葆桢临危受命赴台抗倭,并为巩固台湾海防采取了诸多举措,其海防经略思想可为新时代我国海防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

清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研究海防地理的著名学者.他们认真总结了明代抗倭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主张加强岛防,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台湾、澎湖等岛屿对于祖国大陆所起的“屏翰“保护作用和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地区的侵略活动,呼吁加强海防.这些认识为清代前期的海防兵力部署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为,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海及台湾的飒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办,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商贸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辽朝边铺探微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其中即包括与边防制度有关的"边铺"的置设。辽朝政府在与周边国家、境外部族接壤的边境线上,设置了大量烽燧边铺。史料所见有"口铺"与"烽铺"两大类。驻守边铺的烽卒铺兵,执行侦察候望、牒报警传等任务,并协助"巡马"等边防军人巡边扰敌,起到了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之作用。辽朝"边铺"的上级管理部门应为设于边疆地区的边防诸司军事机构。     

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

学界关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到底是二级制还是三级制存在分歧,并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本文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其中,河东路与河北路由于与辽的关系比较和缓,三级制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陕西路与京东路由于有西夏的和战关系以及女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实行三级制,但其层级体系存在或多或少的变动。总体而言,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是一种基于纵深防御理论的边防体系。     

北洋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问题(1875-1894)

相对于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对海防经费中途的截留、抽拨、挪用,李鸿章对北洋已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有较大的决定权。它反映的是北洋大臣对近代海防建设的责任和北洋海防经费的使用效率。从中可以发现,李鸿章挪用海防经费包含一定的自私自利成分,但在晚清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李鸿章所为又具有某种不得已之势。而且,李鸿章海防意识较高,挪用海防经费相对节制,总体来看,北洋海防经费使用效率相对较高,无需过于苛求。     

幕末日本的海洋国家论

确切地说,幕末日本海洋国家思想的发展以1778年俄国商船来蝦夷要求通商为契机。与幕府的锁国海防相对,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思想家也纷纷提出了海防思想及海洋国家论,其特点以开国海防与开拓海防为主。锁国海防、开国海防与开拓海防,成为幕末海洋国家论的有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