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和谐,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之中。在现代对于和谐的各种局限性的研究,体现为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生态经济学科的重视、对传统和谐思想的时代阐释。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自身和谐的研究: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博物馆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固化收藏、研究展示与教育桎梏,而承担起了教育、文化传承、城市“客厅”形象以及改善民生的社会职责,有力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当前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重视时代的发展要求,其与社会的紧密程度也不断加深,更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基于此,文章就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进行了分析。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阐述了对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第二个部分分析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第三个部分分析了博物馆的城市文化;第四个部分提出了博物馆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途径。     

迁居对单位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与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等多个维度。本文以单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观察、追踪研究、结构访谈、案例剖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比迁居前后单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状态,分析迁居后单位老年人应对新居住空间与原有社会交往空间分离下的日常活动与交往模式的调整与变化,重点剖析迁居老年人与原单位社区之间的互动,进而归纳迁居对单位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机制,并从老年人迁居与社会交往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相关的老龄政策。     

美国老年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 ——密西根州老年华人与墨西哥人的比较视角

论文采取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实地考察的形式,从经济生活、政治参与、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四个方面,对美国密西根州老年华人和老年墨西哥人这两个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两个群体的就业参与率、公民投票率等量化指标要远远低于外来移民的平均水平,文化认同上表现出对母国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坚守,社会交往呈现出族群内交往的特征。而两者相比较,老年华人的社会融入程度比老年墨西哥人更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是导致老年华人和老年墨西哥人社会融入程度偏低的外部原因,老年华人与老年墨西哥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民族特性是导致其社会融入程度偏低的内部原因。他们往往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政治权利,坚守文化认同而疏于社会参与,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环境和动力,从而形成了美国社会中的"隔坨"和"平行社会"。     

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研究

城市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极化与社会融合问题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国内外文献多关注社区尺度上的社会融合特征及其地理环境要素,由此形成了基于居住空间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传统。但这一研究视角过于静态和片面,难以在个体移动性不断提高、日常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深刻揭示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以及地理环境要素的微观影响机理。本文在对城市社会融合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讨论基于居住空间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存在的不足,构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从微观层面的个体移动性与时空行为约束的视角,能够基于个体日常活动—移动行为更准确地刻画个体社会交往的动态地理情境,并从居民日常生活的时空约束、公共接触潜力、时空间行为策略等方面来识别地理环境要素影响社会融合的过程与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展望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可能研究议题与方法论发展方向,有助于推进中国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多元化和人本化。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这种传统社会的怪胎,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得到全面的复苏和全方位的发育。上海帮会的大发展,是与上海新旧并存的社会环境、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以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适时而变”是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最为显的特点。“适时而变”使其获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间,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但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     

苏南乡村社会生活空间特点及机制分析

江苏以其文化、历史与经济闻名于中国与世界,苏南是它的一个典型代表。开放的苏南乡村以其丰富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经济而在全国乡村处举足轻重地位。研究其社会生活空间有它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基于自然生活空间并由村民的各种行为活动轨迹组成的苏南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划分为五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市场贸易生活空间、生产劳动生活空间、文化教育生活空间、家庭婚姻生活空间、社会交往生活空间。通过对各种生活空间特点分析,进而探索了促使苏南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形成机制,得出了"人的观点的转变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的结论,为苏中、苏北乃至全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贵族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贵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大和时代的豪族、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也称王朝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社会发展进程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是日本古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贵族制度的直接影响是强权统制架空了皇权。贵族制度的社会史含义在于,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及福利政策——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为主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进入了从传统的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造成了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新兴的中间阶层出现和“边缘人群”泛滥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危机。针对转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策略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俄罗斯“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对于同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论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

相伴近代市场经济发展而成熟起来的市民社会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国的现代民主政治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市民社会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提供活动空间;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塑造;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在全球化、信息化急速发展的今天,我国面临着国际规则、国家法权与民间治权等方面的多重考量,礼俗互动所寓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或有助益。     

论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

相伴近代市场经济发展而成熟起来的市民社会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国的现代民主政治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市民社会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提供活动空间;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塑造;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我国社会中介组织

传统观点大多认为,社会中介组织是专业分工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指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成长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成长的过程。它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指出了社会中介组织的某些特征,具有特定的启迪意义。但是,笔者认为,由于研究视角、时代条件的限制,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在本文中,笔者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互动,这一社会组织的内容和形式也将随之变化。对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认识必须立足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这个大背景。     

从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看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出于巩固和维护新兴政权,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需要。以山西省的发展为例,要想使山西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应该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为现代的发展观念;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抢占发展制高点。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及社会功能探析

民间宗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成为乡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民间宗教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世俗性和功利性等特点,在乡村社会中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协调控制、心理调节、社会交往等,但也存在保守性强,有反科学倾向,易导致宿命论思想,还有可能演变成邪教等消极影响。     

沟通模式与统治形态:一个微观政治的视角——读《乡土中国》

本文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比较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沟通模式与统治形态:在乡土社会中,扎根于土地的世代凝聚感形成了基于言传身教的教化沟通模式模式和长老统治的权力形式,权力分异的基础在于对当地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是否熟悉;而在现代社会,择地而居的生活状态常常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来形成沟通符号的普遍性,因而形成了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式沟通和科层制,并以对某一专门领域知识的陌生与否作为权力分异的基础。由此,本文指出,微观解释对传统社会的回溯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它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取向,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通过对文化的重新阐发而发现了新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马斯基尔”与犹太社会——以启蒙视阈下的德国为个案

欧洲启蒙运动发生之后,德国犹太思想家马斯基尔以自由理性为旗帜,批评传统犹太教、发展世俗教育、提倡现代生活方式,引领犹太人走出隔都,对犹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背离了民族传统。从此以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犹太史上的核心命题。本文以启蒙视阈下的德国尤其是柏林为个案,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犹太思想家对传统社会的重创,分析犹太文化与现代主义、德国主流文化多重汇集之后,犹太知识阶层无所适从的精神困境,从而为研究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以及亚文化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借鉴。     

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事业发达 ,救济范围空前广泛。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 ,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这些救济事项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处于较高水平 ,但仍属于传统的被动性的救济。这是宋朝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也是与现代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主动性救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 ,宋朝社会救济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但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更为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 ,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杀问题的社会透视

二三十年代,上海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一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自杀问题则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