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民主主义先驱者，他在日本独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同时他还在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方面做出了一些举动，在对福泽谕吉进行评价时，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本研究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福泽谕吉这个历史人物，又阐述了他的近代启蒙思想，进而探讨了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论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主张的实质

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日本学者将北一辉美化成了"解放亚洲"的"英雄",美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关于北一辉的研究相对薄弱,大多数研究只是在论述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时简单涉及,因而无法形成对海外右翼观点的有力批判。本文①通过论证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主张,深入阐明他的亚洲战略是谋求日本霸权的侵略论和对东亚国际关系现实的歪曲反映,因此他绝非"解放亚洲"的"英雄"。     

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

福泽谕吉（1835－1901）是近代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在唤醒目本国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向欧美先进文明学习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他那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独立论、文明论思想,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急迫的课题,为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的近代国家,指示了前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福泽后期转变为向外侵略扩张的狂热鼓吹者,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依据,还赤膊上阵,亲自参与侵略扩张的行动。国内外学者对福泽谕吉晚年思想的研究、似乎重视不够,…     

日本学界的《文明论概略》解读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成书于明治八年（1875）,该书言简意赅,极具包容性和思想张力,被视为了解日本近代文化必读的经典。日本学界百余年间见仁见智的评价、研究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谱系。综述学界的百年阅读史,探寻争论焦点背后潜藏的种种隐喻,可为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     

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蔑视亚洲,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进行了颇为极端的批判和诟骂。他申言“脱亚入欧”,主张用武力干涉中朝事务,尔后又为战争辩诬。其言行与帝国主义行为适相表里,与二战后日本美化侵略逃避战争责任之遁词亦若合符节。剖解福泽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思想遗患,不仅有助于理解日本民族主义之思想根源,还将有益于对福泽思想之复杂性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识。     

2008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一般是以内阁、政府、军部为研究视角,而以下两篇文章则从另外的视角考察了这个问题.一是戚其章的<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以往有人认为:关于日本早期有兴亚主义,应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而其中"中日提携"论出于兴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潮史是占有适当地位.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安徽肥东县发现南宋金牌

近年来,以肯定和美化对外侵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右倾化思潮在日本社会泛滥成灾。针对此,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专家、教育学博士安川寿之辅先生最近山版了题为《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重新研究日本的近代史形象》的专著,以上可争辩的事实打破了战后50余年来的神话,论证了生活在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是现在日本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日学者著书反思日元头像人物福泽谕吉

近年来,以肯定和美化对外侵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右倾化思潮在日本社会泛滥成灾.针对此,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专家、教育学博士安川寿之辅先生最近出版了题为《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重新研究日本的近代史形象》的专著,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打破了战后50余年来的神话,论证了生活在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是现在日本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Makers of the west: National identity and occidentalism in the work of Fukuzawa yukichi and Ziya Gökalp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work of the Japanese Westerniser and nationalist Fukuzawa Yukichi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ist and critical proponent of Westernisation, Ziya Gökalp,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the idea of the West. It is shown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on‐West’ and West is not staged simply or purely in the form of a dualistic opposition by these men. Indeed, both my case studies evince the centrality of third or fourth categories that complicate but also sustain the stereotyping of the West. In particular, both Fukuzawa and Gokalp deploy a form of orientalism in which Asia is cast as a separate and primitive realm,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both the West and their own nations. The article engages its findings with recent post‐colonial debates on Asian occidentalism.     

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

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它与欧洲殖民扩张相伴随传播到世界各地。西义文明的基本内涵在东渐过程中,从基佐到福泽谕吉再到梁启超,有一条清晰的承继脉络,同时也有吸收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福泽谕吉和梁启超对文明的积极倡导,反映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性话语的影响力。文明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概念,而是成了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欧洲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试图为本国找到富强之路,在吸收中建构起适合于本国的文明。但西义文明在日本和中国本土化的结果却颇为不同。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传播与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通过自发性的组织盛和塾,开始在日本中小企业家中传播。如今,稻盛哲学已经跨出日本列岛,影响遍及亚洲、美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文运用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的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稻盛哲学的受众、传播方式的独特性等问题。     

稻盛经营的日本特色

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背景。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讲求实用主义,提倡和魂洋才。这都是和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相关联的。和魂洋才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全球化时代也有妨碍经济文化交流的一面,不应该过分提倡。     

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语言问题

英语霸权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语言霸权形式。英美民族国家霸权的历史进程不仅确立了英语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而且决定了英语霸权内涵的演变——这是一个从地理平台语言霸权到制度语言霸权,再到软权力语言霸权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语言霸权是文化霸权的核心,其霸道的本质毋庸置疑;英语霸权目前在全球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对于"平等"的关注和反应,是英语霸权在未来岁月里所面对的最重要的议程。     

日元国际化对中国参加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日本的日元区域化国际化进程给我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带来一些启示,全球化时代区域内经济的高度相关性,欧元和美元金融区对亚洲货币造成的压力使东亚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中国在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同时着力解决好中国正在面临的国内问题。     

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

近代以来150年间日本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军事崛起到经济崛起,以及再到政治崛起的过程,并且为此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岛国的政治文化、内部指导思想固然是决定其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东亚的国际环境亦成为日本对外决策的重要诱因。面对21世纪,军事失败与经济成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顺应东亚一体化的趋势,实现与亚洲各国的和解,积极、平等地推动地区合作,将是日本外交战略的现实选择。     

霸权,文化政治和葛兰西的地理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英语为主的地理学术界出现了所谓的新文化地理学,着重关注基于社会差异的文化政治或文化战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于分析文化政治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葛兰西认为,霸权是一种关于权力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包含了武力压制和意见一致。也就是说,霸权不能仅仅来源于恐怖统治和武力镇压大众,尤其是受压迫的团体,同时也得依靠被统治者的认可和来自心底的拥护。葛兰西强调地方的重要性,探讨了城市和乡村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以及建成环境的设计和布置如何塑造共识、流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葛兰西的理论能够揭示中国过去三十年快速的社会空间转型。将这种转型放在更广泛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下来思考,人文地理学就可能做出独特的知识贡献。     

Seek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The Exclusion of Female Doctorate Holders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S

Despite the vast literature o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current era of globalization, few studies examine how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doctorate holders is gendered. The migration and career choices of Korean women who hold doctorates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 argue, are shaped by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based on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he US and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from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The notion of the US as an ally of South Korea and the hegemony of US higher education in Korean academia have led Korean women to pursue docto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the Korean women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earning a doctorate from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did not necessarily bring them greater mobility. Whether the interviewees returned to Korea or not, they found themselves situated within the hierarchy of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and excluded from everyday practices such as decision-making both at home and at work. Consequently, they attempted to build a sense of belonging at various geographic scal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Korean women scholars’ migration and career choices were the multi-layered outcome of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family, poli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