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治经中的“违注”之举及其得失

清乾隆以后,研究经学的学者大多标榜"汉学"之名.其所谓汉学者.往往指的就是毛<传>、郑<笺>之学.而被称为乾嘉汉学殿军的阮元(1764～1849年)在对古代名物制度以及若干儒学核心概念的训释过程中却并不完全拘泥于汉儒之成说,时有"违注"之举.他的这一学术实践既有得也有失,应予具体分析和总结.     

儒家古学新诠——以《新语》征引《谷梁传》及《公羊传》义为例

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     

《国语》宋公序本刊刻考

一、公序本系统 宋代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国语>曾被多次刊刻印行,而多属公序本系统,今天已知存世的五部宋刻<国语>[1]均为此一系统,故公序本刊刻情况值得特别注意. 公序本,乃因宋庠(字公序)有<国语>校正本而得名.宋庠(996-1066),安州安陆人,天圣二年与弟宋祁同举进士.皇祐占中,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迁工部尚书,再迁兵部尚书.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封莒国公,改封郯国公.其人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谬.卒谥元献.事具<宋史>本传.     

高启诗文摭遗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不仕,洪武初应诏修<元史>,史成后授官翰林编修,擢户部侍郎,以年少未习理财辞归.洪武七年,因为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梁文>,触犯明太祖,被腰斩于南京,终年仅三十九岁,<明史·文苑>有传.     

《地方经籍志汇编》序

中国的特点至少有两个方面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久已充分注意的:一是地域辽阔,二是历史久远.基于这两点,地域文化就产生了,并且同样源远流长.史书中早已有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文学史上也早已有了"十五国风",正史中设地理志,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单独为一地编撰的人物志,以敝乡而言,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就有佚名<兖州先贤传>一卷、崔慰祖<海岳志>二十卷、白衮<鲁国先贤传>二卷、佚名<济北先贤传>一卷、王基<东莱耆旧传>一卷.     

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粟特人在中国研究的新成果--评<粟特人在中国一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本书是<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所编的第十辑论文集,作为<法国汉学>"粟特人在中国"的专号出版①.     

《古文孝经孔氏传》的回传

18世纪中叶,孔安国(活跃于126～117)的<古文孝经孔氏传>的回传,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此前,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单向的.6世纪梁末的大动乱中,<孔传>在中国第一次失传,几十年后它突然重现天日,使得隋代学者质疑该文本的可靠性.虽然<孔传>继续存在了几百年,在10世纪五代时期再次遗佚.只有古文孝经的经文保留了下来.     

汉学主流中的庄氏学术：试析《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

《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颇能反映该书叙学价值之一般。它以缪荃孙在光绪年间任国史馆总纂时的工作成果为基础修订而成,其中常州学人的传记多为缪氏手笔。通过这些传记,缪荃孙编织了常州学派的学谱,最早将常州学派记入清代国史,奠定了常州学派在正史《儒林传》中的重要地位。缪荃孙笔下的常州学人,是贯穿清代学术史始终的学人羣体,基本属於汉学阵营,而非以西汉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的对立派别。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     

宋张文节公(知白)年谱

一、宋张文节公(知白)年谱序 宋张文节公讳知白,字用晦,沧州清池人.其生平立朝大节,详于<宋史>本传.综公一生为国为家,惟忠惟孝.     

《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

唐鉴《学案小识》的某些传记曾利用阮元《儒林传稿》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增删和改订,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清代学术史论述。唐鉴重写清代学术史,有与阮元等人的汉学论述争夺正统的用心。《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的关系说明前者的学术史价值尚有开掘的空间,显示了后者对晚清以来的学术史论著的影响,也揭示了晚清学术的某种复杂生态和内在机理。     

为发展广西地方志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七十年--广西通志馆成立七十历程回顾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广西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早在公元265-420年的晋代就编有志书,以后各代陆续编修.自唐代起,朝廷修编全国<总志>或全国<一统志>时,往往要求地方呈送图经、方志,以备汇纂.志书逐渐形成以"官修"为主的修志格局.由于政府的普遍重视,明清时期方志编修呈现出比较繁盛的景象.广西的情形,大体与全国是同步的.     

江藩和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年(1830),是清代考据学中吴派的得力干将,也是全面系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人.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和《国朝宋学渊源记》,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出了清代学术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国朝汉学师承记》是他的得力之作,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对于它的评价学术界历来不一.赞许者认为:“读此书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术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①反对者说:“自是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数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②就是和江藩同一个”汉学”     

唐代的方言著作

曾有学者认为:从隋唐至元明这一时期都没有方言研究的专著①.徐时仪先生据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和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等文献,证明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方言>②,其言甚是.     

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 ,深受汉学皖派由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 ,为学扬汉抑宋 ,主张“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然而作为当时学术界“山斗” ,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又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 ,主张调和汉宋之争。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 ;另一方面 ,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 ,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

本文举例讨论了中华书局本<宋书·州郡志>脱漏方面的问题,并试为补正,凡33条.这些脱漏,多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也可能有<宋书·州郡志>本身的失误,又有<宋书·州郡志>本身没有脱漏而中华书局本误补者.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昭质堂本《樊川文集》考论

<樊川文集>常见的版本有日本枫山官库藏宋刊本(景苏园影印)、明翻宋刊本(<四部丛刊>影印)和四库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刊本为底本,参校宋刊本等,点校出版了<樊川文集>,成为今之通行本.近几年又有学者关注到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以下简称朝鲜夹注本),但这个本子仅有诗歌(且无"别集"部分),虽对阅读通行本<樊川文集>有参考价值,但仍有欠缺.笔者翻阅昭质堂刻本<樊川文集>,发现其中不仅有诗,而且有文,对通行本<樊川文集>有较多的补充.但这个本子只有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和福建师大图书馆收藏①,故很少有人关注,<唐集叙录>、<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等书均未著录.今特加以评介,希望对学界研究杜牧诗文和整理<樊川文集>有参考价值.     

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在论及姓氏谱系之学的历史时曾做出这样的判断:"姓氏之学,最盛于唐",但他认为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受郑樵此说影响,学者亦多认为五代以后的姓氏谱系之学与前代相比已经式微,后继乏人.然而事实上,入宋以后,姓氏谱系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义理与考据之辩——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

清代汉学引人注目,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这些成果在论述和评价汉学时,往往以章太炎、梁启超于清末民初所作清代学术史著作为基点,而对晚清时期宗宋学者的论述不甚在意。实际上,由于汉学乃相对于宋学而言,宗宋学者对汉学的评论虽有门户成见,但因处于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环境,面对共同的社会历史问题,因此在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以及治学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的看法,自有现代学者不同甚至不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