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体系"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发生理论变化的时期。现代化理论与世界近代史学科的结合,催生出以现代化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即不同于传统的“苏联体系”的“现代化体系”。相关高校教材的内容和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地反映出这种体系的内涵与特点。     

“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在宁波举行

为了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利用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文物局特别指导,浙江省文物局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宁波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承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于2011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历史文化与现代工商、海运交相辉映的海滨城市宁波举行。     

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

历史研究中的新“范式”正在成为史学界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问题似由“现代化研究”而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回归,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早期研究,     

海上丝路追昔——访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

闽南侨乡泉州,古称“刺桐”,别名“鲤城”,是我国首批24座历史化名城之一,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曾在东西方化交流和对外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这里观光旅游,除了必去的开元寺、洛阳桥、老君岩、天后宫等名胜外,那座世界鲜有的“海上交通史博物馆”,更是个难得去处。     

宁波倡议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海洋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数千年来中外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遗产与宝贵财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保护是时代赋予我们崇高而神圣的职责，是人类实现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正确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 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

2023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施70周年，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70周年。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的40年里，不仅使我国工农业和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了一大批支撑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基础，积累了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今天回顾和评价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须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同时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观察和分析，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前面为什么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我们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是为了不割断历史，铭记那个年代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与伟大成就，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历史的诋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行稳致远、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提供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持。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清卢毅亭墓志铭浅谈

福建省（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北与浙江省毗邻,西、西北与江西省接界,西南与广东省相连,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望。福建与台湾源远流长,关系最为密切,台湾同胞中80％祖籍福建。福建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伊斯兰教等重要文化发源地和商贸集散地,福州、厦门曾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泉州曾是古代世界第一大港口,泉州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闽江口的马尾港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和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     

Krish Seetah,Editor. Connecting Continents: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Journal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     

海洋天堂

一望无际的大海,迎面而来的飞鱼,令人兴奋不已的海豚,碧如翡翠的海水,近在咫尺的满天星斗,大如磨盘的古睡莲……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那唯美壮观的风光,充满了诱惑的力量,令人惊叹,令人憧憬。对于大海如此震撼的大场景画面,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亲眼目睹的,但是对大海的向往却是每个人割舍不下的情愫。午     

海洋天堂 斐济海底探秘(上)

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讲《哪吒闹海》的故事,知道海底下有个海龙宫,过了没多久,自己又看了《西游记》的故事,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向海龙王借了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当兵器,知道海龙王就住在海龙宫里,海龙宫里还有许多虾兵蟹将和宫女。从此之后,我就望着星星在想,有朝一日,我也要到海龙宫去看看。海洋世界——一个充满神奇幻想的世界,探索海底奥秘也就成了我多年的梦想。     

飘逸彩虹路——澳洲大洋路自驾游

<正>横跨在汹涌波涛的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壮阔山峦之间的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以其沿途层见迭出的奇景卓然傲立于世界自然景观的巅峰之林。驾车奔驰在大洋路上,让人感受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叹与折服。在精华路段,每过一公里就是一处绝景,耸立在海上的每块岩柱风格迥异,犹如上帝的鬼斧神工。旭日东升、金光四溢;夕阳斜照、百鸟归巢,这里有你也许一辈子难     

Environmental History versus History of Science

Moran, Emilio F., ed. The Ecosystem Concept in Anthrop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xiv + 320 pp. including index. $28.50 cloth.     

Making History, Talking about History

Making history—in the sense of writing it—is often set against talking about it, with most historians considering writing history to be better than talking about it. My aim in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topic of making history versus talking about histo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st historians' evident decision to ignore talking about history. Ultimately my goal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talk about history with any sense.
To this end, I will establish a typology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alking practiced by historians, using a chronological approach, from the Greek andRoman emphasis on the visual witness to present-day narrativism and textual analysis. Having recognized the peculiar textual character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work, I will then discuss whether one can speak of a method for analyzing historiographical works. After considering two possible approaches—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literary criticism—I offer my own proposal. This involves break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 making and talking about history, adopting a fuzzy method that overcomes the isolation of self-named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that destroys the barriers among disciplines that work with the same texts but often from mutually excluding perspectives. Talking about history is only possible if one knows about history and about its sources and methods, but also abou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about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Western thought in the fields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