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华北青苗会组织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初。早期的青苗会只是结构松散的临时看青组织。19世纪中期以降,以征派差徭为契机,青苗会逐渐演变为担负村庄各项公务且结构严密的村落自治组织。这一演变折射出咸同年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动向国家不断深入地方以攫取财源,乡村社会则在改造青苗会加以应对的同时实现了一定的自治。     

竞争—合作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基于文本的、静态的集权—分权视角已经难以准确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对集权—分权视角的超越,竞争—合作视角更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运作及其后果。竞争—合作视角的分析框架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央与地方可调动的资源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实际博弈状况及其后果。从竞争—合作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框架基本不变条件下的地方分权,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了高度的竞争状态,但集权框架又使这种竞争又不至于发展到恶性的程度,而又使得中国的发展活力和社会自主性从这种竞争中得到了保障。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略评《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社会毒,对于其的治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此书详细解读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乡村治理烟毒的历程,以整体史的态度,用新革命史的方法,从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烟毒的源流、实态、危害,中共治理烟毒的组织保障,法律保障及根据地治理烟毒活动的个案分析上,描绘了治理烟毒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丰富了中共党史、烟毒史及华北区域史,对于当今的禁毒工作亦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宋代乡村的民间力量与社会秩序

地方政治相对于中央政治而言,是历代王朝政治的组成部分。地方政治的变迁既受制于中央王朝政治,同时也对中央王朝政治的方方面面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它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上承王朝政令,下理社会秩序,可以说地方政治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进步,更关系到王朝的兴衰。而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各种新兴阶层相继的出现和发展,此后各代的社会生活在宋代都可以看到一些缩影。表现在宋代农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博弈,并且在博弈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     

宋代乡村的民间力量与社会秩序

地方政治相对于中央政治而言,是历代王朝政治的组成部分。地方政治的变迁既受制于中央王朝政治,同时也对中央王朝政治的方方面面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它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上承王朝政令,下理社会秩序,可以说地方政治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进步,更关系到王朝的兴衰。而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各种新兴阶层相继的出现和发展,此后各代的社会生活在宋代都可以看到一些缩影。表现在宋代农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博弈,并且在博弈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     

华北乡村的堡寨与明清边镇的社会变迁——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考察

堡寨是中国乡村社会一种常见的防御性聚落形态,明清华北乡村修筑过大量的堡寨,它们浓缩了华北边地数百年间的历史变迁。本文以河北蔚县作为华北乡村堡寨的个案,通过对它的研究,细致展现伴随着明清边镇战和局势、卫所制度、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堡寨的修建、类型、功能、组织管理以及象征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可考察乡绅力量的介入以及乡民观念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认同模式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侧重于外在地寻找一种管理模式,而对于民间社会的内在认同则研究较少。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乡村社会治理应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而探索新的路径。文章以现代民间规则的认同为视角,以和谐乡村社会建设为主要目标,探索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     

新形势下青海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研究——以“一核三治”治理模式为例

近年来,青海省就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取得了一批成功模式和典型经验。黄南州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要求,创新实践地方社会治理路径,形成了以基层党的建设为核心,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一核三治"地方治理黄南模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治理成效。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青海地方社会治理效能,需要不断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坚持依法治理,积极推进以德治理,持续增强自治自觉,不断提升科技智能化水平,继续保持追赶发展态势,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物质基础。     

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基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

抗战时期,华北日伪当局成立新民会,以加强社会控制、辅佐伪政府施政。通县位于北京近郊,是日伪当局树立的治安模范县,也是新民会的模范区。通县新民会协助伪政府进行组织控制、思想控制、民意控制、乡村控制,建立了一套从内到外、横跨城乡的社会控制体系。然而,新民会对于通县的控制并不成功。通县作为日伪当局的模范县,尚且如此,整个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效果当不容高估。     

清明会与宗族结构——以民国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为例

清明会是华北乡村比较普遍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清明会比较典型,同一个宗族以"院"为中心有若干清明会,它强化了宗族分化的局面。清明会的组织方式是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它既保证了普通族众参与祖先祭祀和聚餐的权利,又在管理架构上维护了精英群体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清明会在实际运作中,既要满足宗族福利的需要,同时也不得不追求经济效益,以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清明会是透视华北乡村的宗族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角度。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进入新时代,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振兴乡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占据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实践与理论逻辑存在较大的偏差、治理工作比较零碎化、乡村文化异化和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都加大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国家-社会”视阈下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实践--以八将文化为例

乡村社会因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实践行为与结构机制,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对社会的善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玉环市传统的鸡山八将信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融合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及辅助乡村治理,超越对民间信仰本身单纯的功能性探索,从信仰仪式的变化关照整个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化,进而探讨八将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其帮助乡村的有效治理,对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有着迫切的现实功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传统生土建筑空间 创新性研究——以新疆喀什为例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已被确立为我国当前乡村发展的核心战略 , 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明确提出并实施。该战略的根本指向就是让乡村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这也是中央对其发展所设定的远大目标。乡村是我国乡土文明、自然遗产、文化历史的真实写照。自古以来,乡村不仅是中国农耕文化最直接的活态存在,也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伦理道德体系,更是一部代代相传、久远悠长的纪录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活史书”。在经济迅猛发展、社会面临变革的当下,面对生活方式、社会发展体系、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等深层次变化,乡村面临着人口流失、农耕荒废、村落生存环境质量低下、文化丢失等严峻问题。乡村建设问题已迫在眉睫,成为当前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而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国家出台了乡村治理方略,其中央一号文件里写到 :“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随着国家的高度重视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乡村建设在建筑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传统建筑是人居环境构成的主题要素,同时也是地方文化的一大载体。怎样发挥好乡村振兴战略与传统建筑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文章探讨的重点。     

现代乡村社会协商治理制度化研究——基于绍兴市“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其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形式向现代的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民主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培育,积极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途径。     

基层治理视角下公众参与促进乡村振兴策略探析——基于安化县冷市镇大苍村实践

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激速变迁,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已从乡土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几千年的生活和治理模式正变得处处不合时宜,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公众一方面急切地想通过各类途径参与村庄的规划和建设,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村庄规划编制与村庄建设行为越来越规范化法定化,现代乡村已无法用传统的治理方式进行管理。公众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村庄规划和建设成为保障村庄规划实施及监督的一大问题。而随着我国 2021 年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我国对乡村地区发展定位逐步转变为实现乡村振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充分运用乡村基层治理的手段保障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提升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