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鲁苏战区的政治工作——以政治部主任周复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为消除军队派系色彩、加强中央化,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政治部,派出大批政工干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周复即是其中一员。担任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周复在山东建立了正规政工制度。山东作为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遍布的省份,地方军政势力错综交织、彼此掣肘,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介入山东军事后,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排拒。为此,周复积极在鲁苏战区军政领袖间沟通疏导,通过背后的中央资源吸引地方部队中上层军官,以此实现军队的中央化转型与“反共”目标。然而,掺杂地缘、学缘色彩的政工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及实行条件,无法承载伴生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冲撞,反而激化了军队内部矛盾并衍生出分裂。受政工制度改革、军事衰微等多重因素影响,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随着周复的阵亡,鲁苏战区政工工作名存实亡。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简论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对蒋介石的影响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在于统治阶级内部某一派别转向联共抗日,而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一蒋介石及中央系的转变.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矛盾的激化;蒋介石与苏联的接近;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的巨大威力等等,都是推动蒋介石转变的主要动力.但外部因素是通过内部因素的变化而起作用的,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和分化,直接影响着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作为国民党内部重要派别的地方实力派,向抗日和联共的转变,对促使蒋介石向抗日和联共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战争前后中共对川康实力派的合作与统战

正川康地区主要是指解放前四川省和西康省的地区。当时,四川和西康在国民政府的行政划分上是同一行政区域,因此,也简称为川康地区。解放前,川康地区的行政大权并不在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手上,而是在以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康地方军阀手上,他们构成了川康的地方实力派。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错综复杂,使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处于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之中。这也为中共在川康地区的革命活动和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     

“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变易——兼析党军、文武主从关系的变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在推进党军体制、强化权力的过程中,与蒋介石产生越来越尖锐的摩擦,直至1926年发生"三二〇"事件。事件后至8月下旬北伐军击败湖南境内吴佩孚势力期间,蒋介石大力更动党军体制。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体制的变更表明:虽历经改组,国民党依然受制于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仍旧带有深厚的宗法派系的烙印。尽管体制更易,改组后党治为表的大势却不可逆转。从短期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地位的上升,迎合了战争时代的要求,对北伐及定都南京有不小的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看,不能不说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烙印太深,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型并不成功,这给党政军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

两广"六一事变"后,国民政府恢复了对广东的实际统治。鉴于陈济棠对抗中央的教训,为切实掌控广东,蒋介石在广东实行军政分治,国民党各派势力借机强势介入粤局。而地方实力派余汉谋视广东为禁脔,不容其他势力染指,由此他与政学系吴铁城、CC系曾养甫暗斗不断,军政对立愈演愈烈,并在日军侵粤前夕达到高峰。而引发军政对立的一大触发点,即是与地方行政有关的人事任免以及地方武装的归属问题。战前持续不断的军政对立,影响军政效能,不可避免地对广东对日备战工作产生一定干扰。这一阶段广东军政关系演变的状况,表明军政分治的做法并不适合移植于广东,而蒋介石有意维持此一格局,实折射出蒋利用军政矛盾控制广东的复杂意图。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抗战期间桂系与CC系在安徽的矛盾与斗争

桂系与 CC 系是国民党内势力较大的两个派系。本来,桂系是广西地方实力派,在皖省与 CC 系瓜葛并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动,战场迁移,桂系势力得以伸入安徽,使在皖拥有雄厚实力的 CC 系深感威胁,它们的矛盾迅速转向正面冲突与对抗。两派在安徽这一期间的矛盾与斗争,是国民党内有声有色的派系斗争的一部分,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恩怨情仇

蒋介石和李宗仁,曾几何时,信誓旦旦,义结兄弟,可是,好景不长,便反目成仇,结生死冤家。蒋介石经历了众多的派系纷争,而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则是与之角逐时间最长、打击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是李宗仁的政治克星,而李宗仁更被其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论"丁家党"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期的作用

以丁惟汾为首的"丁家党"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过程中,曾发挥过十分特殊的作用,一度形成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一方面,它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改变了国民党中派系力量的对比,削弱了反蒋势力,为CC派的迅速崛起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权力分配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与活动,使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加剧了南京政府的动荡和内部斗争.     

抗战后期国民党为何彻底贪腐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人才选拔道路壅塞,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国民党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身上层层上演,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基层组织的状况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水利政治：民生渠工程纠纷中的国民政府与晋绥地方政权

民生渠是1928年西北旱灾期间晋绥实力派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是近代绥远规模最大的工程,其政策定位与投入力度,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加强而产生变化。北伐后,在西北旱灾的背景下,晋绥实力派借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之机,实施建设救灾,国民政府尚无力插手义赈团体对地方势力的资源投入。中原大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建设与水利事业,在民生渠工程如何发挥效用的问题上引发争论。国民政府公开宣布民生渠失败,实际借由此事打压晋绥实力派,同时成功将华洋义赈会排挤出大型公共建设领域。但中央政府对西北社会的建设思路并不能适用,又限于时局与政局的桎梏,无法填补地方治理与政权建设的真空。从民生渠工程及其纠纷的案例,可以一窥国民政府以国家行政权力作用于地方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资源的基本面貌与成效。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从合作、对抗到合作

陈济棠和蒋介石都是在军阀混战、派系纷争、外患日逼的环境中崛起的中华民国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7年这十年,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的搏斗,另一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与地方势力集团为争夺中央领导权和统治地盘进行明争暗斗和激烈的战争。国民党政权在这个时期内,一度分裂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彼此唱起“对台戏”,主角就是陈济棠和蒋介石。一方代表地方实力集团,一方代表中央．这两个人物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怎样博弈的？为什么陈济棠不敌蒋介石？博弈的结果留给后人怎样的教训和启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蒋介石1928年统一前后政治运筹评议

1928年统一前后,是民国政治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的统一面临来自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阔主义势力两个方面的挑战。身处其间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掣肘,避开并侧面对抗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成功并且策略地抵制了日本的侵略。在二次北伐中、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促成东北易帜,打击了军阀势力,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但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以裁兵削夺异己势力,使国民党派系矛盾再次激化,引发新的内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构成严重政治败笔。事实表明,1928年统一的成效是有限的。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