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特殊行动”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     

一墙之外为毛主席直播家乡戏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     

我不装,你甭想让我装——对话倪萍

【“我一定会超过倪萍”】人物周刊：90年代的央视在人们的记忆中一家独大,但你写过央视“积贫积弱”的一面。当时真实的央视什么样？倪萍：当时台里条件确实不怎么好。1992年我跟日本明星翁倩玉同台主持,翁情玉有个专门的小换衣间,我就在树底下裸裸着换了衣服。我们看到日本同行手心里什么滴滴响,后来才知道那是秒表。我上台的时候都要哭了,委屈到了嗓子眼。     

在荒煤先生身边的那些日子

在“中南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 1952年,我和我夫人徐虹奉调到中南文化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跟随荒煤同志工作,直到他去世。当时,荒煤是中南文化部的副部长,实际上部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我和徐虹被分配在调研科工作,由荒煤直接领导,徐虹还兼任荒煤的秘书。     

忆石板岩供销社的好领班李林洹

我于1952年到林县（今为林州市）城关供销社工作,1957年调到县供销社。由于当时单位的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所以我这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就算是个“秀才”了。于是,领导先是安排我到人事科当巡回教员,后来又让我到办公室写材料。     

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段回忆

1941年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新华日报》位于重庆化龙桥的编辑部去。心想，谁会是我新的联系人呢（作者当时刚入党不久——编者注）？因为姐姐在《新华日报》工作，所以我跟他们社里的不少人都挺熟，虽然彼此心照不宣，知道都是“同志”，但互相间谁也不去点破这层关系。     

陪毛主席冬泳

1958年1月的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的领导笑眯眯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拍拍我肩膀,神秘地说：“杨峰呀,你今天有重要任务,请你马上到邕江（有“南宁的母亲河”之称）水上公安分局报到。”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我所参与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我国是从1986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的。当时这项工作由国家文物局、林业部和建设部三方分别牵头组织。那时我在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工作。一天,老处长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任务——由我来抓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处长说:“这是一件新事物,     

回忆我与李凖的交往

说到我和李凖的交往,还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郑州日报》副刊部当记者,除自己要经常写一些诗歌、散文、小说等供本报副刊发表之外,还兼负着和省、市文艺界联系,向作家和评论家约稿的任务,以提高本报副刊发表作品的质量,扩大副刊的影响。1958年夏季的一天,报社领导对我说：“编委会开会研究了,想邀请著名作家为本报写些文章。你看邀请谁好呢？”我略加思考,脱口而出：“邀请李凖吧。”     

追忆我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

197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正在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我,接到校部的紧急通知。外交部令我尽快回京,另有工作任用。我带着“三夏”大忙的汗渍和满身泥土气息,匆匆回到北京。第二天去外交部报到,干部司和亚非司是必然要去的地方。部两栋办公楼内外空空荡荡,人迹寥寥。我心里知道,当时留在外交部坚持业务工作的人员已经缩减到最少程度,大多数人都已分散下放到外交部5个干校“脱胎换骨”去了。偌大的一个西亚北非司分管中东地区23个国家的事务,一段时间内只有8个人留守工作,亚非司“八大员”的雅号由此而得名。在当时的特殊…     

两袖清风忆凌鹤

两袖清风忆凌鹤杜宣我和凌鹤相识是１９３８年春天。当时我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驻扎在南昌。凌鹤在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参加了第八集团军由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从报纸上看到他们在上海保卫战中的活动。我们服务团当时和军部驻在一处。一天我在军部,看到一...     

随卫毛主席江青

1962年9月中,汪东兴叫我到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谈话,说要调我到一组去工作,一组就是毛主席处。当时中央常委的卫士组,按毛、刘、周、朱、陈的顺序,编为一、二、三、四、五组,并说：“到毛主席处,得先到江青处,因为他们是一家。”我一听到江青处,就打怵了。当时警卫局好多人都知道江青不好侍候,有几个人被她骂走了,我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知识面很小,工作难以胜任。”     

学者的风范——忆大年同志

我真正见到大年同志是1963年9月18日。当时，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大年同志直接领导下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一天，大年同志和其他所领导会见我们新到所的青年人。我对大年同志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很重视青年人，有当时的日记为证：“上午是研究所里的刘大年、黎澍、李新等领导同志和我们见面，介绍所里的情况。席问，充满着活跃的气氛，谈笑风生，刘大年显得特别幽默，其平易近人的程度是我所没想到的。刘大年……首先讲话，其内容有二，一要坚定信心，做出成绩来，说希望在我们身上，争取出大科学家；二要达到这一目的，非轻易之举，需要付出巨大劳动，所以要下决心艰苦奋斗，克服知识分子易犯的动摇。就是说，不但要有决心，还要有行动，始终如一。”     

虎穴二十月

一九四六年五月,昆明的民主运动正处于高潮。组织上通知我:“经省工委决定,派你打入国民党川滇、滇越铁路特别党部调查统计室。”当时,我负责昆明几个机关学校地下党员的单线领导。如果按照个人的意愿,我真舍不得离开如火如茶的民主运动。但是,省工委领导同志说:“这是一项重要任务。目     

援藏工作漫忆（上）

我于1963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西藏工作,前后长达20年。这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接受任务奔赴西藏 1963年,我当时在洛阳市郊区焦寨公社任党委书记。4月初的一天,接到郊区区委组织部通知,说有领导要找我谈话,要我立即到组织部去。从谈话中得知,组织上根据上级指示,选定我作为援藏干部进西藏工作。     

解放前夕晴隆的地下斗争

一一九四九年八月,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派我到贵州晴隆开展地下工作。同年十月,地委指示成立中共盘普工作委员会,由何志翔任书记,王中任副书记,汪石(王敬之)、彭安义、何祖岳为委员,领导盘县、普安、晴隆和兴仁四县的地下斗争。当时,解放大军开始向西南进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盘踞在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什么“应变计划”,调兵遣将,厉兵秣马,企图负隅顽抗。罗盘地委针对上述情况,调派一批干部到黔西南各县开展工作。地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当地隐蔽下来,秘密发动群众,     

二十六年蒙冤去 三十六年慰忠魂——回忆逆境中的粟裕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展开了对粟裕的批判,这是对他最大的一次伤害。当时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会议的通知、文件、简报等都是我呈给他的。突如其来的批判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解放后八年来的军事工作,结果却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批起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事前,粟裕一点不知道。接到开会通知后,我向他报告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粟裕问我什么内容?我说,通知里没有说。按照惯例,往常开会都要说内容的。这是一次有元帅们参加的50多人的小型会,在粟裕…     

我记忆中的毛翼虎先生

光阴荏苒,时间如梭。转眼间毛翼虎先生已离开我们一年了,斯人虽逝,风范长存。手摩遗泽,备添思念,追忆往事,感慨万千。一我与毛翼虎先生相识,是从1993年开始的。当时,我从青藏高原的西宁调到宁波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从事征编出版地方文史资料工作。刚到这人地两生的异乡,对我来说困难重重,别说是了解宁波历史,就连语言都听不懂。上班不久,办公室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从近2000件文史来稿中编辑一本综合性选辑———《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当我看到堆积了两大橱的杂乱无章的稿件时,头都懵了。我感到六神无主,无从下手。但我明白,这是领导要我…     

广西遣送日侨始末

特殊的任务1953年春节刚过，广西省公安厅里一片繁忙景象。当时，我在一处一科做保卫工作。一天上午，一处开会，部署急办的案件。散会时，任志文处长说：“赵今（一科副科长）、吕仲谋、张素园和郝孝云四个人留下有事研究”。我们听了一愣，刚站起来想走，又坐下了，等着任处长交待任务。任处长说：“公安部和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发来一份通知，提出速办一项特殊任务。即在3月底统一将住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侨民全部遣送回国。在我们广西也有一些日侨，妇女占多数，所以要郝孝云参加做她们的工作。”说到这里，任处长笑着问我：“这次你要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