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文官职缺之分配及其变化

职缺分配制度,是清朝统治者统治策略和人事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调整。入关之初,为保障和均衡以满族为主体的旗人的入仕权益,笼络汉人巩固统治,将职缺分为旗人官缺和汉缺,并将旗人官缺分为旗缺、翼缺和公缺。这种划分职缺的方式,对于清初政权的稳固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造成冗员众多,官员素质低下。为解决这一弊端,清廷一方面将汉军缺裁并汉缺,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将旗缺、翼缺改为公缺,提高官员的素质,使职缺分配制度确定下来。     

清前期“边缺”与边疆治理述论

清代"边缺"大致包括海疆缺、烟瘴缺、沿边缺、苗疆缺四种类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西烟瘴缺之确立,可视为"边缺"正式订定的标志。"督抚题补"和"俸满优升"是"边缺"的核心制度架构。清朝以"人地相宜"为施政宗旨,量地定缺,因缺选官,形成了边疆官员选任体制中激励与恩恤并用的长效机制,体现出"朝廷所以体远臣、重边疆"的中心用意。"边缺"不仅缓解了清前期边疆"缺官"问题,还使得清朝边疆治理更具灵活性、实效性和延续性,是清代边疆职官制度创新和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体现。     

元代任仁发《二马图》卷

元代任仁发画的《二马图卷》,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此画绢本设色,纵29.1厘米,横142.7厘米,画肥瘦二马(图一)右边一肥马,花斑橙白二色;左面一瘦马,棕色。接绢任仁发行书自题记:"予吏事之余,偶图肥瘠二马,肥者骨骼权奇,萦一索而立峻坂,虽有厌饮刍豆之荣,宁无羊肠踣蹶之患;瘠者皮毛剥落,(?)枯草而立霜     

六朝时期建康的仓库

六朝时期建康的仓库分布颇广,按其经营性质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由官府设置之官仓;二为非官府设置之民仓。本文试以六朝时期建康地区的仓库为研究中心,就其类型、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和影响进行相应的探讨。     

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晚清之前,清人思考台湾问题的出发点在于"靖边患",这不仅反映在康熙用兵台湾的战和决策中,而且反映在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上。但康熙用兵台湾的客观结果却是清朝收复了台湾、实现了统一,这一意义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日见彰显。晚清以降,随着外患的进逼,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下,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的认知成为时人的共识。与之相应,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也由此前的"番界"政策转变为"开山抚番"。     

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

清代以"冲繁疲难"四字对政区进行分等,并依据各府厅州县所占字数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将其选任权力交予地方督抚与吏部。通过对"冲繁疲难"及"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予以制度梳理、量化统计、GIS分析,可以看到清朝如何将千差万别的地理状况按照"冲繁疲难"四字予以标准化,作为替代性指标反映各地交通位置、行政事务、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的空间差异,有针对性地依据治理难度来调配有限的官僚资源,包括在大一统体制下有意擢升边疆地区的级别以吸引行政能力更强的官员前往赴任。本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追踪,进一步探究了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为理解当代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提供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     

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

通过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以往学界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     

先秦两汉人的“方外”意识

"方"字的本意是"并",其字形似并在一起的两只船,字义可能由于测绘工具"矩"而引申为方形、方向。而"方内"和"方外"则是人们世界认知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所在。"鬼方"是商周时期对西北地区部落的称谓,这一称谓的意思应当是"众鬼聚居之地",这多少与"方外"为鬼神居住之地的观念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对西北地方居住的部落的称谓还有昆夷、猃狁、獯鬻、匈奴,以及王莽改称的"降奴"等,而称谓的改变折射出的是时人对"方外"世界认知的转变过程。     

简辨认知心理对语言现象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和研究目标出发,以"武松打死了老虎"和"武松把老虎打死了"为例,分析由于认知心理对语言现象的影响,造成把字句与主谓句式表述的差异过程,并试图找出其动因。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的认知语言学家观点虽不相同,但对语言所持的基本假设都大同小异,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上这一基本观点。与形式语言学不同的     

元代释奠乐章考论

《元史·礼乐志》中收录有两套释奠乐章:一为实用乐章,共16章,史家以为"皆旧曲";一为备用乐章,元人撰作而未及使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明人指出,实用乐章之"旧曲"系沿用宋大晟府释奠乐章而来。清人察觉到大晟府乐章是14章,与实用乐章16章之数不符,从而断定所多2章为元人增撰;并且从元代这两套乐章间找到"巧合",得出实用乐章较大晟府所多2章就是备用乐章所缺2章的结论。可是,如果把问题放到元代祭孔礼仪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元史》备用乐章11章之数及所谓缺2章的记载本已失误,清人据此辗转解释,以致疑误更深。实际上,这2首乐章皆出自宋人王应麟之手。16首乐章在宋末祭孔仪式中已被运用,后为元廷全盘采纳。     

张季鸾笔下的临沂之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鲁东南的临沂地区,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场血战,是为临沂之战,时任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认为出乎意外“竟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这是研究和描述抗日战争不可漏缺的一场重要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少有的几场胜仗。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临沂之战成为一场令日军震撼,     

明通城王朱英焀家族墓地出土墓志铭文校补

<正>武汉市明通城王朱英焀家族墓地出土了两方陶质墓志,分别为邵夫人墓志和徐妃墓志,为研究明代藩王制度提供了珍贵史料[1]。简报附有墓志的详细录文,可惜间有误释、缺释之字,不便该材料的正确使用。今不揣谫陋,试将墓志铭文校补于次,不当之处祈方家教正:一、邵夫人墓志铭1.廿有壹日之戍时也;择廿日之戍时"戍"皆应作"戌",戌为地支之第十一位,戌时即下午七点至九点。"戍"为"戌"之笔误。"戍"、"戌"二字形近易讹,如《隋崔上师妻封依     

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兼及历史洪涝灾害等级划分的问题

本文根据档案关于1736-1911年洪涝灾害史料的记载,以州县为空间单元,对清代淮河中游皖北地区的洪涝灾害进行初步的研究。首先,从灾害学研究的角度,针对淮河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特征,根据研究的需要,突破以往学术界关于水旱灾害气象学的等级划分模式,建立了一个洪涝灾害的灾害学等级划分体系,并对皖北地区洪涝灾害进行了逐年等级划分。以此为基础的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此间皖北洪涝灾害频繁,其发生具有普遍、连年和集中的特征;灾害的年际、年内持续时间起伏较大;除广泛性外,灾害空间分布还有明显的区际间不平衡性;其洪涝灾害的类型以涝、偏涝为主,大涝次之,特大涝约30余年一遇。上述洪涝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形,说明皖北地区属于典型的"积歉之区"。连年范围广大的洪涝灾害,对皖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及内容的定位

综合中国已有的民族考古学相关实践,以及前人的若干理论认知,从民族考古学的命名、研究目标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基本内涵出发,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解读。基于阐释古代人类文化这一共同目的及"人"和"物"两个层面,认为应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方法及对象综合考虑,并结合人类的特性,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做具体划分。在目前难以确定学科归属的情况下,民族考古学暂时作为一种阐释古代人类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存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将民族学与考古学这两种学科方法综合,并且在这种综合方法的运用中必须以角度和对象的融合为前提。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涵盖行为、社会、观念、心理,自下而上四个层次,但并非互不关联的四个领域。     

“冲之鸟岛”对日本海洋扩张政策的折射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点在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划分和占有方面表现的很突出,"冲之鸟"事件便是例证。"冲之鸟"是"岛"还是"礁"在国际法上引起的争议,也是当今对联合国国际法海洋公约提出的新的挑战。同时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变礁为岛也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什么是历史

"历史"一词,起源于希腊语historia,意为"研究知识和通过研究获得的知识"。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被大致"切割"成两种形状,一是作为主流的"断代"划分,即将历史分隔成"线状"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二是非主流的"片状"划分,如将世界各区域划分为"文化"或"文明"进行考察的"文化(文明)形态史"。历史研究有三个必备要素,即史实、史料、史家。由于史家必须通过史料认识历史,因此史家治史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一是"叙述",一是"解释"。     

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的认知考古学分析

一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考古学的思潮,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作为其中的一支开始逐渐兴起.但是在新考古学的研究中,认知考古学研究还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只是到了所谓"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时期才凸显了它的地位①.认知考古学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了1993年,剑桥大学考古学杂志发表了包括伦福儒(renfrew)、皮伯尔(peebles)、荷德(hodder)、苯德(bender)、弗兰纳瑞(flanary)等五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关于什么是"认知考古学"的看法,尽管这五位学者对其涵义的概括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认知考古学主要就是研究古代人们的精神领域②.     

对旅游景观认知构成与评价的浅见

本文试图从"心理--行为"这一侧面入手,研究旅游者对旅游资源的"感应--认知"旅游景观的认知构成、旅游景观的认知评价,以补充研究旅游资源的调查统计方法以及弥补传统方法对旅游资源研究的偏颇与不足。     

《三字经》在蒙教中的地位与文化蕴含管窥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是古代教育体系的基础性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以为继,创新、发展的根本途径。经典著述《三字经》这一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导引儿童道德伦理与品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知的蒙学教材,被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在古代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任何一部蒙学书难以企及的。本文试就《三字经》所蕴涵的文化精髓,和精要义理进行粗浅的探析,聊以自勉,垂教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