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孝经图》第七幅内容考

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绢本水墨长卷《孝经图》,被公认为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作品。其中,与《孝经·纪孝行章》文字相对应的第七幅画面,所绘内容被学界认定为"老莱子娱亲"。本文结合考古发现材料,对此提出不同的见解:所谓"老莱子"形象实际应是身着袍服、头戴胡帽的舞蹈孩童,整个画面表现的是子孙两辈孝亲、娱亲的场景。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流传

《孝经》一书,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阐述和宣扬孝道的经典。汉代以来,一些儒家学者为抬高《孝经》的地位,宣称《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孝经》本是战国儒家论《礼》丛书的组成部分之一,于战国末年由孟、荀学派的儒者编著成专书,即所谓《古文孝经》。所谓《今文孝经》,实成书于西汉初年。而今本《孝经》,则是《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的合编本,成书于汉成帝时期的刘向之手。     

《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孝经》与清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即《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的关系。自顺治帝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以论体出题从而衍生"孝经论"的科举文体。这一科举文体成为清代科举选才的一个特殊标准,历经数朝的变动与争议,最终在乾隆末年退出科举乡、会试。探究"孝经论"的衍出及其流变,既可以展现清代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用意,也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科举选才取向的复杂内涵。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

《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张涛《孝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然而,关于它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一向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种说法：一、孔子所作（《汉书·艺文志》、《白虎通·五经》、《孝经钩命诀》、《孝经援神契》、郑玄《六...     

“董跋本”李公麟《孝经图》考辨——兼论《孝经图》的别本及相关问题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李公麟《孝经图》卷曾经董其昌收藏,董认为幅上所书经文为李公麟传世书法真迹,并题跋四段,刻入《戏鸿堂帖》。事实上,此卷与文献著录的《孝经图》真迹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别。经文书体与文献记载的李公麟书风并不一致,绘画风格与李公麟的传世作品也有显著差距,推测可能是来自某个以附益之法创作的粉本。在"董跋本"之外,还有传世《孝经图》数种,作者通过对比,梳理出诸本与"董跋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

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其实,简文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相同,以此为突破口,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孝经》,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吕注《孝经》考

北宋名臣吕惠卿撰写的《孝经传》久已亡佚,本文的目的是据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草书译本窥见吕惠卿原作的基本内容。文中分析了吕惠卿的序言并尝试解读了《孝经传》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五刑》、《广要道》五章,讨认了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吕惠卿的几个职衔以及西夏中晚期教育的基本情况,指出西夏政府从来也没有以《孝经》为代表的中原典籍译本作为正式颁布的科举教材。     

中国佛教中的孝

传统的中国社会制度根植于家庭而不是个人,为维护家庭,儒家思想坚持以孝为伦理道德的基础。在中国人看来,家庭存在、家族和谐、社会安宁以及中国文化的保持全依赖于对孝的正确遵守。在《孝经》里,我们读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关于怎样行孝,《孝经》     

京都大学所藏刘炫《孝经述议》残卷考论

隋代经学家刘炫自创“述议”解经体,其所作诸经《述议》曾被孔颖达选作《毛诗正义》、《春秋左氏正义》的底本,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其书自晚唐五代亡佚后,中土学者即难睹其真颜,至20世纪中叶,乃有《孝经述议》残卷重见于日本。本文以此残卷为中心,对刘炫创立“述议”体的原因、“述议”体的解经特点、刘炫的经学思想与解经风尚、《孝经述议》在中土的亡佚及其在日本的流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对《孝经述议》残卷中大量引文的辑佚、校勘价值进行了初步的列举。     

曾子与《孝经》──儒家孝道理论的历史变迁

曾子与《孝经》──儒家孝道理论的历史变迁罗新慧为历代所重视的《孝经》一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它是儒家孝道理论在上古时代的一个总结。前辈专家对于《孝经》一书虽然有所探讨,但多考证其版本、讨论其作者,而对于这本书的思想来源及其与儒家诸学派...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学斋占毕》初探

史绳祖,人称"学斋先生"。在南宋后期的四川地区,是一位较有名望的学者。其著作颇丰,有《周易古经传断》、《学斋类稿》、《孝经集解》、《学斋占毕》等十余部,《学斋占毕》是他仅存的一部著作。此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百家之学皆有涉及,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且带有考证性质的学术笔记。     

诵《孝经》以退黄巾

当席卷千军的黄巾军向都城杀来的时候,竟然有人献策“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这就是“诵《孝经》以退黄巾”的故事。     

绝版“汉学堂”在扬州广陵书社复活

2004年7月10日,绝版已久的《汉学堂经解》在州广陵书社重新影印面世。《汉学堂经解》又名黄氏逸书考》、《汉学堂丛书》,共计141种,分易、、诗、礼、春秋、五经总义、小学、河图、杂书、乐、语、孝经等类,均为自汉至六朝之遗书及逸书,为一种一卷。《汉学堂经解》由个园主人黄应泰亲黄编辑,此次是据1934年江都朱长圻据甘黄氏版补刊影印。它的出版,也为个园中的汉学作了很好的注脚。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1000多绝版“汉学堂”在扬州广陵书社复活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     

龙凤形象在汉代的三大改变

龙、凤同为四灵之一,是中国南北两大图腾崇拜。中国古书上常常龙凤共提,《艺文类聚》卷九十八载"应龙游于华泽,凤鸟鸣于高冈",卷六十四载"天降丹鸟,既序孝经,河出应龙,乃弘周易"。《太平御览》卷五十七载"枯泽非应龙之泉,平林非鸾凤之窟"。但在汉代龙、凤形象最终演化成南北两大图腾崇拜的融合,呈现出三大改变。     

试论儒佛孝亲观的融合与区别——以《孝经》、《孝论》的比较为中心

孝亲问题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重要主题。《孝经》、《孝论》分别是儒佛孝亲观系统形成的标志,从两者的比较中可见儒佛孝道观的融合与区别。     

敦煌写本《玉耶经》的传译校勘及相关问题探讨

《玉耶经》属于大藏经"阿含部",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译本,西晋佚名译者所译版本在敦煌文献中亦有保存。敦煌写本《玉耶经》对《大正藏》所收《玉耶女经》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玉耶经》注重对已婚女性的"妇德"教化,与同时代的《女孝经》、《女论语》以及流行于敦煌社会的《太公家教》、《辩才家教》一样,侧重于对女性德行的定位与宣传,为唐代女性生活和教化研究补充了材料,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