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小说中的山人形象

山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已经成为唐代小说塑造和表现的对象。唐代山人构成复杂,既有隐逸山林的世外仙人,又有仕宦、仙道二者兼美的济世勋臣;既有方士道流,又有困于科场的布衣士子;既有擅长奇艺的伎巧之士,又有故弄玄虚、诓骗钱财的巫师骗子。小说中的山人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的文化与时代精神,折射唐代的隐逸之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于人生历程中命运定数的认识。     

明代山人群的生成所透射出的社会意义

明代山人群的生成所透射出的社会意义牛建强一明代山人之定义山人称号在明朝以前即已有之，一般是指脱红尘、处青山的隐逸之士，即高士的代称，含有称扬之意。明朝的＂山人＂虽有山人之名，但内容和行为与其前辈比拟已大相违谬了：生活的场景不是在尘世之外，相反却在红尘...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满足其优游于出处进退的三径之资     

神魔小说与道教

“但觉新奇可喜,怪变不穷,以之消长夏祛睡魔而已,又何必究其事之有无哉！又何必论其文之优劣哉！”这是《封神演义》褚人获序中的话,颇能概括神魔小说的特点和创作动机。明清两代繁荣的小说创作中,神魔小说是一大门类。这种谈神说魔的题材,滥觞于六朝志怪小说,也出现于唐代传奇、宋金“院本”和元代戏剧之中,但由于体裁的限制,未能畅其绪流;至明代长篇小说出,神魔题材才得到充分发挥的条件,终于蔚成大观。     

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辨

晚明松江士人陈继儒绝意科举,以坐馆谋生。晚年获得官宦资助,得以隐居山野,尽管与山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始终不游走谋利,在明人眼中基本是名士,甚少以之为山人。然至清代,却被视为山人。从表面看,这是因乾隆时期蒋士铨夸大了陈继儒世俗功利的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夸大了陈继儒隐逸山泽、忘却忧患的一面,但深层原因却是明清易代的政权更迭所催动的在野士人经世空间与学风、文风的巨大转变。这一事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与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而且反映出历史记忆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     

中国绘画史上的“老人图”

中国人物画,盛起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至唐、五代、两宋达到高潮,既有表现神仙故事的道释人物画,也有表现历史故事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题材画,既有高人贤士隐逸之图,也有文人学士聚会的文会图等等,不一而足。随着人物画的发展,题材日益拓展,仕女图、婴戏图相     

论唐代落第士人著述的动机与特点

唐代落第士人从事著述者甚多,他们著述的动机与其他时代士人著述动机相较,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其动机大致概括为以科举和入仕为目的的著述、以社会交往为目的的著述、以自我表达和兴趣爱好为目的的著述;其著述特点是具有地方特色、有通俗化之趋势、有一定的功利性和投机性。     

论魏晋小说中的隐逸题材

魏晋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作品数量剧增,品种多样,小说创作多以小说集为主,一般可分为志怪类、志人类、杂传类等。这些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隐士、隐逸的故事题材,其中许多篇章想象奇妙、叙事生动,注重刻画隐士人物形象,设置故事情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文学发展与文化走向来看,魏晋小说中的隐逸题材,可谓是古典隐逸小说的萌芽,它不仅扩展了古代文学的内涵与形式,也对中国古代独特的隐逸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李德裕政风二题

李德裕政风二题陈建樑一对藩镇的裁抑唐代自安史乱后,地方藩镇跋扈难制,正因这些武将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①。唐德宗时,对藩镇只管姑息,中央更行销兵之策,于是镇将愈加骄纵,朝廷则威望日下。宪宗时虽稍振作②,然元和以...     

丹棱县龙鹄山唐代道教摩崖造像

丹棱县唐代道教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县北距城7.5公里处的龙鹄山山腰上。龙鹄山,唐代原名龙鹤山,厥后宋孝宗赵眘手书“龙鹄山”三字赐李焘(南宋著名史学家、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巨著传世,丹棱县龙鹄山人),才更名为龙鹄山。据《蜀中名胜记·卷十二》说“《本志》云:‘县北十五里,龙鹄山三大字,宋孝宗书也。’有《松柏     

曲亭马琴读本序跋与李渔戏曲小说论

曲亭马琴基于与李渔相似的人生境遇,以及对其创作才华的钦佩之情,模仿其号自名“蓑笠渔隐”,并由此抒发了执着于小说创作,不顾正统文人讥笑、不愿与世俗为伍的隐逸之志。具体到小说观念方面,曲亭马琴立足于自身的文学标准,在深刻接受李渔“义发劝惩”主张的同时,在“取事凡近”上又与李渔大相径庭。而且,两人在作品中都倾注了巨大心血,马琴甚至模仿李渔在《八犬传》的结尾发出了同样的感慨,这一点亦颇令人深思。     

达摩流浪者

垮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有一本著名的小说《达摩流浪者》（DharmaBums）,其中所述嬉皮事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反文化的美国掀起两股风潮：其一为”背包革命”．美利坚的大好青年在此书感召下．纷纷背起行囊．入山涉川．踏上追寻内心之旅（过去十年．该潮流开始影响中国青年）：其二则令佛教祥宗风靡一时．更让一位在中国几乎被人忘却的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在美国校园大红大紫．路人皆知。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南图藏抄本瓶园子《苏州竹枝词》

竹枝词源于巴渝民歌,自唐代诗人刘禹锡首开将竹枝词引入文人诗歌创作的风气后,后世文人效之,创作了大量竹枝词.历代的竹枝词,有一共同特色,这就是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描写各地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所以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社会生活,乃至经济文化状况,在竹枝词中都有反映,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假入世真隐逸：戴名世的特殊人生

入世与隐逸是中国传统文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两种对立的行为方式;戴名世的特殊之处在于主观上他选择了隐逸之路,客观上却一直被入世苦苦纠缠.文章结合戴名世的古文创作,从他渴望隐逸与不得已入世之矛盾来谈他的人生悲剧,并分析其隐逸愿望之成因.     

唐三彩鉴定新探

正唐三彩实际上是唐代彩色釉陶的总称,"三"在古汉语中又有"多"之意。这些陶塑属唐代制品,又因色彩丰富,有翠绿、浅绿、蓝、黄、褐、白等多种色彩,故其称作"唐三彩"。也有观点认为早期出土的彩釉雕塑多呈红、绿、白三色,而有"三彩"之名。建国以来,唐三彩之名长期沿用至今,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唐三彩在唐代的盛行并予以大量制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唐朝     

原始美中的喀纳斯

喀纳斯的美丽,在于她它既有北国风光之雄浑,又有江南 山水之娇秀;既有蓝天白云森林草原之旷达,更有冰峰雪山碧 水神湖之静幽。而喀纳斯的神秘,则在于其阴晴雨雪变幻莫测, 湖光山色有如仙境,丛林幽深云雾缭绕,彩虹佛光湖怪出没。     

明代吴中文人的隐逸文化与书画创作

隐逸文化自古以来为文人提供了精神自由的可能。吴中文人之隐逸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明以前,吴中文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貌,出现了家族隐逸的趋势,文人或以学隐,或以艺隐,并兼重孝道。明代的吴中文人隐逸,或为避祸,或为自娱。虽避隐一地,仍积极参与家乡活动,影响地方士气。同时,吴中文人亦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个人隐逸生涯。或借助隐逸图绘,以画作表现隐逸生活与隐士高节。或誊抄前代隐逸文学作品,以表现隐逸之好。     

唐京兆府万年县乡里补考

唐代万年县曾有何乡,宋代记载不全,最近西安出土不少唐墓,《唐代墓志汇编》等释读往往有误。本文据拓本释读并考证而得知:万年县有"细柳乡"在今临潼区西泉乡一带;又有"凤栖乡",在"义善乡"之东或南、"洪原乡"之北。宋时有"少陵乡",唐时有"少陵原"而无"少陵乡"。     

明董其昌撰书《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

<正>云龙山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南,是古迹相接、人文荟萃之地。北宋熙宁、元丰之际,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常登此山,并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结为挚友。隐士饲鹤,并建有放鹤之亭。苏轼寄情于此,为撰《放鹤亭记》,极叙放鹤饮酒之乐,以寓出世隐逸之怀。该文久经传诵,后又收入《古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