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像

新出汉代《葬律》简中有使用“特牛”祭奠的独特记载,从《仪礼》之例及用牲法则上可以推断其应使用列鼎三件,并搭配俎、敦、豆、笾、壶诸器,而这正与马王堆汉墓帛画中所绘祭奠场景采纳的器用制度相符,并亦吻合于河北满城二号汉墓中室的特殊用鼎现象,是以成为推断这些礼制仪节所属性质的新依据。此外,在战国楚简中已大量可见使用“特牛”祭祷的先例,应是这种特殊用牲法则的渊源之地。     

汉墓龙虎交媾图考——《参同契》和丹田说在汉代的形成

汉墓画像系统中,用图像化的语言保存着汉代盛行的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信仰和仪轨;此乃东汉《老子想尔注》以墓室为"炼形之宫"进行死后"太阴炼形"结精不死、《周易参同契》论龙虎交媾之术以求尸解成仙的信仰根据。俨为宫府的墓室里,引导龙虎入室合气的"媒"、承载交媾结精成丹过程的"太一紫房"丹田、鼎器等道教丹家话语符号,均已出现。融会发达的汉易、黄老道及尸解信仰,以易理阐发龙虎交媾丹道理论的《参同契》,堪与此类汉墓画像形成高度互证。判断《参同契》原本和丹田学说在东汉形成,有其时代信仰的根据。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战国楚卜筮祈祷简中的“馈食礼”

在周礼之中,"馈食"作为祭法,既是天子及诸侯宗庙人鬼祭祀中之杀礼,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所云"以馈食享先王",又是大夫、士祭祀祖祢之正札,即《仪礼·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所记。在战国天星观一号楚墓、新蔡葛陵楚墓、包山二号楚墓与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卜筮祈祷简文中,存在"馈食礼",并且其中的"大牢馈食礼"与"特牲馈食礼"可与典籍记载相互参证。同时,此"馈食礼"中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     

《韩非子》晋阳力士“牛子”考

正在《韩非子》文献整理和相关研究中,晋阳力士"牛子耕"常被用作人名资料,据以推测春秋末叶至战国初期农业使用牛耕的情况。从学术研究到中学教材,殆已相沿成习。然而,新近发现的河南新郑等地一些汉墓模印画像空心砖残片上,擒牛人物的"牛子"榜题证明,学界对《韩非子》这部分内容的理解和句读有误。事实上,少室周在晋阳与这位正在耕田的不知名男子相遇,睹其徒手擒牛、膂力非凡,与其角力而不胜,姑称之"牛子",遂有"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的描述。以"牛子"擒牛     

侯马盟书历朔问题补议

正《侯马盟书》中有一节"历朔考",对标本(一六·三)做了专门阐释,云:"盟词开头记载着:‘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一元囗告于丕显晋公’的辞句。意思是说,在十一月甲寅这一天,见到了新月,又在乙丑这一天,用牛牲向晋公亡灵祝告。"~((1))我们都知道这个研究是张颔先生做出的。张先生首先是从字形上确定,认为"朏"字左边的"出"形,"和盟书委质类盟词中‘出入于赵尼之所’的许多‘出’字完全一致。周代铜器吴方彝、鼎铭文中的‘朏’字(人名),也是这样     

随仲嬭加鼎补说

曹锦炎先生在《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新公布了一件随仲嬭加鼎,并对该鼎的铭文进行了很好的考释。曹先生根据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字体等特征,推定其时代"应是在楚武王(引案:当为楚成王之误)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之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可能性较大"。张昌平先生也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时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     

战国楚卜筮祈祷简中的“五祀”

五祀即户、灶、中霤、门、行,见于《周礼》、《仪礼》及《礼记》的有关篇章,在战国望山楚简、包山楚简、九店楚简、天星观一号墓楚简、秦家嘴楚简及新蔡葛陵楚简之中,也发现有五祀的记录。通过对简文的分析,我们发现简文中五祀用牲为特牲,这与《礼记·月令》郑注所据《中霤礼》所记相同,同时,对于行神的祈祷,无论尊卑均以犬牲,此可补史记之不足。此外,简文中关于五祀的其他记载,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典籍之中的相关问题。     

花东卜辞祭牲考

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有关祭祀用牲的记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字形和写法①。因为涉及文字的考释和商代祭祀用牲制度,本文对此略加考辨和分析。一.关于牡豕据《花东·释文》,花东卜辞中表示雄性之豕的字共有A—D诸形。     

饮食·男女·鼎新——《易经·鼎卦》及“鼎新”之义的发生新解

象征思维是《周易》古经的主要思维方式。同一事物具有多向多重象征功能。传统上从鼎是国家之象征的角度解释《鼎》卦及“鼎新”之义的发生与《鼎》卦本义不符。鼎之本用是一种烹饪器具,古代化中烹饪器具、食物、饮食行为等皆曾象征、隐喻“性”。作在对《鼎》卦中的隐喻、象征意义进行深入发掘的基础上对全卦进行全新的诠释,认为《鼎》卦本义是围绕男女婚姻性生活的占筮,其中以“鼎颠趾,利出否”隐喻停妻纳妾,因之发生“鼎新”之义。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五则

最近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 ,发现点校方面尚有若干可议之处 ,现依原书册数、页码、卷名列于次 ,备读此书者参考。1 册一 ,页 1 35 ,《礼仪志二》述北齐官民祭祖之制时云 :“王及五等开国 ,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 ,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从五品已上 ,祭三世。三品已上 ,牲用一太牢 ,五品已下 ,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 ,从七品已上 ,祭二世 ,用特牲。正八品已下 ,达于庶人 ,祭于寝 ,牲用特肫。”文中两处存在问题。首先 ,一、二句所针对的官员品级相互重迭 ,正、从三品官既可祭五世 ,又可祀三世。就制度言 ,显然…     

山西蒲县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研究

曹家庄墓地位于山西蒲县蒲城镇曹家庄村,时代介于战国中期至新莽时期。通过对该墓地随葬动物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葬动物以羊为主,次为猪和鸡,鸡在汉墓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随葬动物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其半牧半农的经济类型;多以牲肉随葬,所使用的部位主要为前肢,不用头、蹄;战国墓葬中随葬牲肉的性质可能与文献记载的“苞牲”有关;西汉武帝后期墓葬的用牲方式与匈奴墓随葬头、蹄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应是对原有土著习俗的因袭,若其族群确为匈奴人,那么用牲方式的变化应是其汉化的重要表现。     

西鼎考

<正>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兴平汉墓出土的铜鼎,鼎耳外侧竖刻铭文两行,左侧为"九斤十五两",右侧铭文暂不识。王亚庆认为此鼎系西汉中期之物[1]。细审此鼎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鼎耳右侧的铭文,实际上应是"西"字,故此鼎可命名为西鼎。西鼎敛口,鼔腹,圜底,近似于椭圆形,其造型在西汉时期的鼎中并没有类似者,相反倒是与咸阳塔儿坡墓葬出土的三十六年私官鼎[2]及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战国嵌金银卷云四瓣纹     

随仲嬭加鼎浅议

曹锦炎先生在《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发表《"曾"、"随"两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一文,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该鼎材料的公布,为学术界探讨"曾"、"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江汉考古》同期发表了张昌平先生的相关研究文章。     

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秩律》残简相关问题阐释

本文对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出土的一支残简进行分析,指出该简的内容为《秩律》六百石秩级律文。残简记录的"临洮"、"羌道",可以弥补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秩律》的文字残缺。与二四七号汉墓《秩律》相比,三三六号汉墓《秩律》的县名排序更为规整,可能更接近朝廷正式颁定的《秩律》原貌。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出土的十五种汉律除《秩律》以外,还包括《盗律》、《朝律》、《具律》、《贼律》、《兴律》五种律文。     

周代祭祀用牲礼制考略

周人常规祀典用牲的种类和规模,依据祭祀主体的身份而定,考古发现祭祀用牲的规模和等级.也与祭祀主体的地位密切相关.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周人献祭用牲,具有"贵牷肥"、 "贵纯"、"尚赤"、 "尚幼"、"贵牡"等崇尚,这些多被考古发现以及出土文献所证实.周代存在以刍狗、土龙、偶车马、人俑等"假牲"祭祀的礼俗.周人尚有饰牲之礼,祭祀之前,牺牲被刷治一新并加以文饰,以取媚于神灵.作为牺牲的替代品,刍狗、土龙等"假牲"也被加以文饰.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谢桂华１９９６年第８期《文物》杂志,第一次全文公开发表了连云港市和东海县博物馆于１９９３年从尹湾六号汉墓发掘出土《集簿》的释文①。标题《集簿》二字,系木牍原文就有的,用隶体书于正面牍首中央。《集簿》正文,则用草体书于木牍正、反...     

上蔡郭庄一号楚墓“競之朝”鼎铭文及相关问题试析

上蔡郭庄一号楚墓出土的青铜圆盖大鼎,按照其自名来看,当为鼎,也就是饗食宾客、烹饪用鼎的意思。这件鼎涉及到器主人名,通过对名字的隶定,结合其为楚平王后裔身份以及器物时代特征等,认定器主人是楚平王之孙公孙朝。同时本文试着解析了同墓出土的競孙鬲上"競孙旟"应该是楚平王之孙公孙宁,即公孙朝之兄。通过对上述器主人名的分析,初步推断上蔡郭庄一号楚墓的墓主人是楚平王庶长子公子申,也就是公孙宁和公孙朝的父亲子西。     

新发现之战国铜器与国别

新出《殷周金文集成》第四、五两册所收皆为鼎,其中有几件战国铜鼎,旧未著录,铭文拓本皆第一次刊布,对研究战国文字、职官制度、地名等颇关重要,作者留意战国铜器分国有年,兹就其中国别可以考定者,论证如下。第一器已有同志论及,但所释地名与平阴国别均属不确,特再论之。又第五册有享陵鼎,国别属魏,我已专文讨论,已在《文物》1988年11期发表,故不再赘。一、(寻)(阝)平阴鼎盖此鼎盖现藏浙江博物馆,1952年由浙江文管会征集,未见著录,出土时、地皆不     

《耒子鼎》与“西周宗盟”一文中的几个问题

<正>《江汉考古》2012年2期载于薇:《湖北随州叶家山M2新出耒子鼎与西周宗盟》(以下简称"于文"。该文"提要"说:耒子鼎铭文中的"三个干支可以与西周重器《保卣》、《堇鼎》的干支系联,反映出这三件器的器主都曾到王都参加周成王组织的一次盟会活动。"并认为这三件器铭都有某种"联系"和"隐性联系"。遂以之为据,演绎出一场"诸侯毕集于周庙的成王宗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读来读去,总觉得这三则铭文中有些症结难以解开,禁不住     

是《墨子》引《老子》,还是《淮南子》引《老子》?

《文物》编辑部: 1974年第11期《文物》刊载了高亨、池曦朝两位同志的《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一文。作者指出:"《老子》在战国时代,已经流传很广。《墨子》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太平御览》五百十三引)。"又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战国时代,不仅道家引用《老子》,而且墨家、法家也引用《老子》,只有儒家未引用《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