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陕北方言中的地名词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不同的方言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①通过对方言尤其是方言中的地名词语的探索和分析,能够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展示当地民族丰富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作为晋语的一部分,陕北方言的地名词语不仅反映了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理地貌,而且记录了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融合的踪迹,折射着发生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农业文明,也暗示了上层统治阶级及下层平民百姓的某种心理愿望。     

皖中地区特色通名“郢”考察

安徽省中部的江淮地区有众多通名为“郢、郢子”的村庄。以往常常望文生义,普遍认为与荆楚文化有关。文章通过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的考察,结合方志、旧地图等文献证据,认为“郢”是“营”的记音雅化写法“,营”从有实用功能的营寨转变为村庄的通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     

东南方言地名“干”通名释义

中国东南地区"干"通名地名分布比较密集,这些地名分为实体名+干、姓氏/人名+干、方位+干、性状+干、地名+干共五类。古代文献地名中的"干"含有"边、厓"义,可泛指边际、边缘,也可以确指水边、山麓。历史上,苏南等地的北部吴语"干"曾经也是成词语素活跃在口语中。虽然宜兴等苏南地区表示"边缘、旁边"义的"干"已经退出方言口语交际场合,只固定在地名之中,但却为研究地名通名演变,研究词语更替提供了窗口和实例。     

浅析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

近年来,方言影视剧十分流行,打破了普通话大一统的局面。方言已经成为影视作品中的构成要素并出现了暂时繁荣的场面。方言为何受到现代导演如此的亲睐?方言有何魅力?应该怎样来看待"方言热"现象?本文对此做了些理性思考。     

上海“钩玉弄”地名由来考——语言学和历史学角度的考察

本文先通过语音分析建立历史地名“钩玉弄”和“狗肉弄”之间的同一性关系 ,然后以历史文献资料的旁证和周围相关街巷在名称上的内在联系 ,以及该地区地名体系的整体特征 ,拟测了在两个多世纪前该弄之所以得名的最可能的原因 ,以现当地城镇历史地名与日常经济生活关系之一斑。     

南京地名中的“生僻”人物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是一座被历史与文化浸透了的城市。历史沉淀的岁月无需借助那些名胜古迹,只从寻常巷陌中便渗透出来。无意间瞥见的那些老地名,便蕴涵着很多过去的人和事,探究出来就是一个个历史故事。南京的石婆婆巷位于丹凤街和东南大学西门间,如今只是条窄小的寻常巷子,但当年徐悲鸿、张爱玲、胡兰成这样的才子佳人．不知有多少都曾在这条小巷漫步。石婆婆庵在著名的“1912”商业街的对面。因此地有一座小庵堂而得名．解放后此庙还曾经存在．上世纪50年代就消失了。     

昆明方言中的话题标记“么”

“么”在昆明方言中是一个使用广泛、功能突出的话题标记。主要功能是强调话题的承前性和对比性。一方面“么”将会话或语境中已知或易知的信息对象设置为话题,使当前言谈紧接上文;另一方面,“么”又将话题对象在背景中突出并与其他对象形成对比,使话题句与后续分句在意义上形成转折或对立,或者隐含一种否定性、排他性的意义。与其他昆明话题标记相比,“么”的使用较为广泛,并且可以在拷贝式话题结构中使用。     

关中方言的“让人”和“瓤人”

关中方言中的"让人"和"瓤人"是不同的,"让人"的"让"在关中方言中可以读成[rang42]和[rang42],分别代表"责备"和"责备"之外的其它义项,而"瓤人"的"瓤"读作[rang42],是"耍笑、嘲弄、戏弄、侮辱"意思。     

“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

岳麓书院秦简中有与秦郡设置有关的资料。本文对其中出现的"江胡"、"州陵"二地加以考察,认为"江胡郡"应在九江郡之东,可能是会稽郡前身;州陵则当是南郡属县。     

运河沿岸地名史话研究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意义——以高邮明清运河故道为例

运河沿岸地名史话研究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挖掘运河沿岸地名三个层次的文化,揭示运河文化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弘扬优秀地名文化,立足运河讲好运河文化故事。既要做好运河沿岸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同时为运河旅游文化带建设提供文化素材。弘扬优秀地名文化,讲好运河文化故事。保护传承地名文化遗产,提供运河旅游文化素材。     

从台湾行政地名看闽台地缘——闽台移民形成的“冠籍地名”和“冠姓地名”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大批闽南民众迁居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台湾民众的反清思想．安定社会秩序,把因反抗清朝而迁往台湾的明郑政权上层人物及军队士兵等汉族移民回迁．使台湾的汉族人口减少近半。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在行政建制上把台湾作为府．隶属福建省。     

中的米芾《研山铭》“道”、“前”两个错字

2010年6月份以来,4．3亿元天价的黄庭坚《砥柱铭》,因其中的“礼”、“祝”二字,把“示”字旁书写成“衣”字旁（多了一点）,更因黄庭坚的传世书法真迹中没有一例这样的写法,此两字遂成为《砥柱铭》假冒黄庭坚书法真迹的重要证据之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设计的伟大纲领。从对"第一个飞跃"的肯定和支持,到对"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和展望,邓小平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仅科学地规划了"两个飞跃"渐次实现的现实道路,而且为我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历史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历史——说宗教和文学两种不同语境中的“秘密大喜乐禅定”

藏传佛教曾在元朝宫廷广为流传,《元史》等官修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将这段已被小说化了的历史进一步戏剧化和小说化,遂使藏传佛教沦为“淫戏”和“房中术”的代名词。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厘清汉文化传统中有关元代宫廷所传藏传密法的记载从小说到历史,再从历史到小说的复杂演变过程,并利用西夏、元代所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元代藏传佛教传播史,从藏传密教的语境中还原西番僧人于元廷所传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的真实面目和本来意义,颠覆其于汉文文学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负面形象,重建历史的真实。     

“天齐仁圣帝”和“碧霞元君”两个名号的来源与发展考论——兼及《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明初,朱元璋夺去了泰山山神的帝王封号。在当时残酷的文字狱和严酷的礼法的控制下,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再出现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或与之相类似的帝号的情况。碧霞元君信仰在元代和明初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其在民间的普及范围极为有限。明中期,随着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的松弛,文学作品中称呼泰山山神的帝号已不再视为犯忌。成化十九年（1483）之后,碧霞元君信仰由于得到了皇室贵族的认可,而逐渐广泛普及于民间,达到了与泰山山神信仰并列,甚至超越之的地位。《水浒传》中多次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之封号,而且书中“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这句赞语,反映了碧霞元君与泰山山神享有同等地位,接受四方万民顶礼膜拜的盛况,这都应当是发生于明代成化十九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大体应当在明中期的成化十九年之后。     

难以逆转的悲剧与懵懂觉醒的反抗——浅析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形象

从《春蚕》写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到《秋收》写农民在饥饿中的抢粮风潮,到《残冬》写农民在一年生计完全绝望以后,终于自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正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旧中国农村变化和农民觉醒的全过程,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清楚、生动的历史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