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大体上是成功的”——专访中央政治组首席顾问刘兆佳

几十年前,最开始搞一国两制的时候,内地同胞根本就没有参与,是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一国两制了。“内地对香港开放”是一直有研究的,但是“香港对内地开放”是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过去根本没假设会有这么多,而是希望“在可控情况下发生”     

投奔香港

这些内地优秀考生为什么选择去香港高校,仅仅是为了奖学金吗？＂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香港的大学的开放自由,让内地学生的收获远远不限于学业上,而延及人格与世界观上,而后者,将他们在内地的多数同龄人抛在了后面     

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

边疆社会存在许多内地社会所不曾具有并且往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所使用的“边疆社会”的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范围为依据,而更主要的是企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揭示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现象,与通常所谓的“边疆地区的社会”这一术语在内涵上大相径庭,可以作为透视边疆移民社会中“边疆化”诸多现象的概念工具。     

“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2010年8月21至24日,“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聊城大学召开。来自日本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112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以下五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以福建为个案

在以往的抗战内迁研究中,人们多关注中国沿海地区政府机构、工厂、学校、银行等向西南地区的迁移及其影响.但内迁还有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在本省范围内的迁移.抗战爆发后,随着省会迁往内地山区,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厂、学校、银行等纷纷迁移到本省内地山区,给当地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内地城市现代化以及本省区域内城市体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支持.然而内地城市的这种发展随着抗战结束后的回迁而又趋于沉寂.本文以福建省为例,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1931—1945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转折

“二战”期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因日本侵略而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动荡之中。然而,地处中国华南沿海的澳门在葡萄牙统治下奉行中立政策。“中立”时期是澳门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该时期的澳门结社活动,既不同于中国内地,也相异于其它海外华人社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澳门社团只能以赈济形式出现并活动,不能有“抗日救国”的名称,更无法从事直接的政治反抗或武装斗争。其组织基础、人员构成、动员方式与活动内容随着澳葡政府适应不同时段政治需要而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而发展转化。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存在,代表了澳门社团发展史的一个过渡与转折的特殊阶段。     

“边茶”贸易制度变迁

“边茶”的概念“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有“西番茶”“乌茶”“马茶”等多种叫法,但在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它早期始于唐代,到了元代,松潘、黎州、雅安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     

新疆“大跃进”研究

新疆“大跃进”研究朱培民一新疆＂大跃进＂同全国一样,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建国后的头８年,新疆的各项社会改革均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比内地各省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然而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新疆与内地各省同步而...     

动向

香港大学生的考试成绩或许不如内地“状元”,但学生社团之活跃,参与学校生活和香港社会之深入,组织管理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参与能力之强,是内地学生望尘莫及的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伪“满洲国”陶币应为镁币

“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扶植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用以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和控制东北的工具。为了操纵东北金融,伪“满洲国”建立了一个伪“满洲中央银行”。该银行曾发行过纸币、青铜币、白铜币和铝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壹分、伍分面额的硬辅币,呈紫红色和桔黄色,民间俗称“钢纸钱”。而内地一些省区对其称呼也有歧异。特别是台湾徐祖钦先生的《中国钱币目录》,直至1989年版仍称其为“陶币”。实际上,这种钱币的正式名称应为“镁币”。笔者查阅了部分史料,作此小文以正名。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和平解放前夕新疆的进步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疆 ,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在内地战场上 ,穷于应付 ,逐渐没有力量控制大西北。而就在其力量相对薄弱的新疆 ,出现了进步组织 ,活动频繁 ,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了贡献。一、进步组织的形成新疆解放前夕的进步组织有三支 :一为影响较大的民族青年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是由“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两个组织改组后形成的 ;一为由涂治、罗志、杨鹤龄、禹占林领导的“战斗社”;一为“先锋社”,该组织以出版《先锋》刊物而出名。1 与“新盟”不同的是 ,“战斗社”、“先锋社”是由汉、回族先进分子组…     

“香港自由行”三题

2003年9月“香港自由行”的正式开通,曾很是让深得其味的香港的零售业商户欢欣和内地常年经办团队香港游的旅游业者揪心。但几个月下来加以盘点,却发现“香港自由行”与内地地区自然气候环境恰恰形成了对应：南方热、北方寒。广东的“香港自由行”自发令枪响过之后一再升温。有消息     

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

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在与西方以及台湾、香港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经常面对“内马非马”的词源问题：“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在西方和台港学界,民间宗教是一大学科领域,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

乡村危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危机.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其“发展危机”的特性十分突出.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城乡背离化”发展所导致的乡村危机,与传统社会以土地或财富集中而形成的“两极分化”全然不同,整体上呈现“普遍贫困化”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达极点,加之其他因素的推助,乡村危机猝然爆发,且愈演愈烈.     

那个倒霉的夏天

著名作家何申的《那个倒霉的夏天》一文,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蔓延,终成全社会震荡、颠狂之势。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其遭受的冲击与变故,其引发的惊悚与迷惘,正是当时千万个“社会细胞”和社会成员的缩影,所谓滴水知海、片云识空。其目的正如作者所言“以史为鉴,告诫世人”。     

“二高一陈”及其创立的岭南画派

20世纪初,广州崛起了一个震动中外的画派一一岭南画派（当时高剑父自称为“折衷派”,岭南画派是后来内地北方对它的称呼,取代了“折衷派”之称）,其创始人是被誉为“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又称“二高一陈”。主要创始人高剑父撰写了《我的现代绘画观》,是岭南画派的理论纲领,     

龚贤墨法水法论(摘要)

石涛说:“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这句话,可以标志墨法、水法至明清之际有了显著提高.龚贤(1618—1689)的用墨.被誉为“执牛耳于江南”.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本文,就龚贤的山水作品,着重分析其在墨法、水法上的巧妙运用.并根据他的用墨、用水的特色,分了四点加以阐述.一、重皴染,不作钩抹.钧抹,只见“骨”而少墨气,而重皴染,可以充分发挥积黑、渍黑浑厚的作用;二、求润不求湿.求润在于求画的韵味.“韵”在画中是一种画     

康乾盛世下清廷蒙古司法治理政策研究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下,更注重追求清统治下各少数民族对其“中国”正统身份的认同,并竭力消除“夷夏”差别。因此在康乾盛世时代,清廷更注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中心身份的认定。其中清廷对蒙古各部司法治理的加强就是其加强从传统“中华”到“中国”身份转化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巩固了相对统一的中国疆域,而且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