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帝与一神教的起源

壹 商代的帝 商代的神灵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最高神的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①. 商代的自然神以社神、山神和河神等为主,这些神灵都在一定地域内发挥作用,其权能受空间上的限制;商代的祖先神包括商王祖先、贵族祖先和国家旧臣等,这些神灵属于各自的族姓,其归属有严格的族群性.     

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

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7月至2008年8月对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仰韶至明清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尤以商代晚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并发掘出完整的商代晚期聚落.该聚落功能齐全,并经过比较具体的规划.保存完整的商代晚期聚落的发现及丰富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的大规模揭露,对了解该遗址的布局、功能、研究该遗址的聚落形态、探讨该时期的聚落结构、社会形态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商代马车的形制和系驾法的复原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后冈、西北冈、小屯等地点发掘出土商代马车实物遗迹后,古史传说中的商人“乘马”,即商代已使用马车的问题,便为确凿的考古事实所首肯.随着甲骨文、金文的出土和释读,尤其是解放后殷墟内大司空村、孝民屯、白家坟、郭家庄以及殷墟以外个别地点等一大批商代马车遗迹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对商代马车内涵的认识愈趋深入,其中尤值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解放后出土的马车遗迹均获得了愈来愈成功的原型剔剥,从而使学术界真正地在实物角度上接触和认识了商代马车,使科学地深入地探寻商代马车本来面目的工作成为可能和取得硕果.本文拟就现见的商代晚期车马合葬坑的发掘出土资料,结合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旁征,并参考有关学者对商代马车复     

商代的拜祭与御祭

一商代的拜祭二商代的御祭商代崇尚鬼神,祭祀频繁。《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的记载,商代的重要祀典除岁祭外,还有拜祭与御祭,二     

读《商代殷都考》的几点意见——与阎铁成先生商榷

<商代殷都考>一文,指出殷墟并非商代晚期都城,而是祭祀区与墓地所在,提出殷地不是位于安阳的小屯,而是位于郑州的小双桥.本文在80年来殷墟考古及众多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就<商代殷都考>一文提出的问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安阳小屯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商代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从整体上看,商代的生态环境处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但在长达约600年的商代历史中,以气候为主要因子的生态环境也出现有不小的波动,表现为商代早期出现有短暂的干旱,中期到后期有较长时期的温暖适宜期,商末环境又有转为干旱的迹象.商代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影响,形成了"粟稻混作区".商代农业确定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并为商王朝的崛起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代的神灵世界——从帝臣看商代的神灵关系

一般认为,商代的神灵有帝、祖先神、自然神三类。这三类神灵之间的关系是商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从帝臣来窥探商代的神灵关系是一个新的视角。商代的帝臣就是帝的臣,是帝的下属。商代的祖先神、自然神都是帝臣,因而它们都是帝的下属,所以,帝是商代的至上神。商代的帝不是商王的祖先神,但是祖先神可以影响帝。商代的祖先神内部也有一定的高低、统属关系,商王祖先神的地位要高于商民的祖先神和先臣神。商代的自然神和祖先神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商代的人间贤人也有帝臣。     

从甲骨文字“刍”“牧”论及商代的经济生活

商代的经济基础,农业虽是主项,但畜牧业并不能忽视.甲骨文辞例里的刍,既作放牧讲,也有作为牲畜和畜牧奴隶之意,它的多种含义以及各地大量贡刍,体现了当时畜牧的发达.而牧场的众多与商王朝对牧养牛羊的重视,也反映了畜牧业在商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重视商代农业文明的时候,决不能忽视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     

再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

郑州商代城址是属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岗期城址,发现于1955年秋。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商代确有夯土城垣建筑遗址的序幕。从而曾引起了国内外文物考古界与历史界的高度重视。笔者当时曾根据郑州商代夯土城垣建筑遗址的分布范围、城墙夯土结构与地层叠压关系等资料,并结合当时在郑州商代城外附近已经发现与发掘出来的商代二里岗期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制作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商代二里岗期墓葬、房基、灰坑(多数应     

郑州市老坟岗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2008年8月～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老坟岗区域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一商代遗址.其中发掘的商代遗存中有文化层、灰坑和一段郑州商城的外夯土墙基;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时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多数属于二里岗下层较早阶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辉卫型、盘龙城型等文化因素.发现的夯土墙基为了解郑州商城外夯土墙的分布与走向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

郑州商代遗址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这是一处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在遗址的核心地带遗留有一座周长近七公里的商代夯土城垣,这就是著名的郑州商代城。这座古城内外尚保留着商代各种遗迹及丰富的遗物。由于对这处遗址的最早发掘是从其东南部的二里岗一带开始的,再加上这一带出土的各种陶器自有特征,其年代也明显比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陶器要早,为了区别这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出土遗物和遗迹的年代,于是就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存定名为“商代二里岗期”。并且根据商代二里岗遗址上、下层的叠压关系和上、下层之间各种陶器特征存在着的明显区别,又把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划分为“商代二里岗期下层”(以下简称“二里岗期下层”)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以下简称“二里岗期上层)两个大期。     

《尚书·酒诰》所见商代“内外服”考论

我们今天谈到商代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人的转述,商周之际周人对夏、商、周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这些经验多保存在周人的政治文诰《尚书.周书》中。而商代实行了内外服的政治制度,也主要得见于周人的转述,周人转语中最直接说明商代存在内外     

对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存的再认识

1955年秋,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在郑州旧城南关外发掘了一处面积不大的包含有战国时期文化遗存和商代文化遗存的遗址。根据商代地层关系和各层包含陶器特征的明显不同,可又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和中层分别为郑州商代遗址中常见的商代二里冈期上层和商代二里冈期下层遗存。而这里的下层则为当时郑州商代遗址中尚未见过的新的商代文化类型遗存。由于这种新的商代文化类型遗存,首先是在郑州南关外发现和发掘的,为了便于和郑州商代二里冈文化类型遗存有所区别,于是就把这处遗址的下层定名为郑州商代“南关外     

从《新干古玉》谈商时期的玦饰

(一) 2003年5月由台湾典藏出版的<新干古玉>,是商代玉器研究重要的专著①.本书作者彭适凡先生为江西省考古学的耆老,对江西以至南中国地区的考古文物工作有重大的贡献.在1989年彭先生主持江西新干大洋州商代大墓的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就有450件之多,玉器也有70余件,被公认为东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商代考古收获最丰富、出土文物最精采的发现.江西新干考古重大的发现,得到中外学术界热切的关注.1997年由彭先生主编<新干商代大墓>②(以下新干报告)出版,获得学术界高度的评价.     

郑州商城相关问题研究——纪念郑州商代遗址发现60周年

1950年发现了郑州商代遗址,1955年在遗址中部发现了闻名中外的郑州商城.揭示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面貌,为探索夏文化打下了基础.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距今约3500年,后为仲丁之隞都.     

商周青铜器兽面纹论析

兽面纹被大量运用于商代及西周早期祭祀重器上,是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纹饰之一.西周早期青铜器兽面纹应是周人对商人风格的模仿和继承,兽面纹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会融入到纹饰制作当中,纹饰也就成为思想观念的物质栽体.因兽面纹在探讨商周社会文化、思想观念中具有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不断引起学者对其意涵的讨论.结合前人研究,我们认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至上神--上帝.兽面纹在商代的大量运用,正反映出商代是一个神性弥漫的社会.     

郑州商城出土商代玉器试析

相对于史前时代而言,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玉器总体水平并不是很高,种类和数量也不是很丰富,但却代表了我国玉器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商城玉器仍然以礼器为主,某些武器仪仗类玉器比较发达,装饰品比商代以前明显增加,尤其是柄形玉器运用非常普遍,这都体现了商代前期玉器的鲜明特征.洛达庙三期及南关外期时,商城玉器不但很少,而且残小.到二里岗下层一二期时,玉器种类数量逐渐增加,至二里岗上层一期时达到了最顶峰,在二里岗上层二期又迅速减少.商代人民公园一期时商城玉器出现了第二个高峰,人民公园二期又一次衰落.郑州商城各期玉器数量、种类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商城文化的兴衰以及商人在郑州地区统治范围的变动.     

浅谈赣鄱地区雀方

江西吴城文化遗址是商代长江以南的文明中心,其政权属性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从甲骨卜辞记录,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三方面入手,对吴城文化商王朝方国论作了进一步论述,并对其政权-商代赣鄱雀方的建立、火亡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殷契“王作三师”解

凡论及商代军制者,无不援引武文时代的这样一条卜辞: 1.丁酉贞,王作三?,右、中、左?(粹597) 一般解释这之中的“作”字为建立,“三自”为“三师”,谓此卜辞表明商王朝建立了三师常备军,并谓“师”为商代军队的编制单位,三师约同于后世的三军,每师一万人,云云。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我一直很怀疑。为了揭示商代军队的性质,并进而判明整个商代社会的     

甲骨学商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11卷本《商代史》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主编的大型甲骨学商史专著——《商代史》,由下述11卷组成,即卷一、《商代史论纲》(宋镇豪主笔),第二卷、《〈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韩江苏、江林昌著),第三卷、《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王震中著),第四卷、《商代国家与社会》(王宇信、徐义华著),第五卷、《商代都邑》(王震中著),第六卷、《商代经济与科技》(杨升南、马季凡著),第七卷、《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宋镇豪著),第八卷、《商代宗教祭祀》(常玉芝著),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