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清代海南开发述略

在屈指可数的海南研究论著中,几乎一致认为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海南发展的顶峰,而清代则远逊前朝。归纳其理由,主要有两组数字,一是史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本岛官民耕地总数为383.4768万亩,经康乾盛世之后,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全岛实征田地塘才仅有299.8227万亩,为近两个世纪前的78％。二是明代海南人才辈出,为清朝所不及,如科举中明代登进士者62人,中举人者594人,而治岛时间相仿的清代才     

明代官俸制浅析

明代官俸历来有“最薄”之说,而事实上明官员的生活水准并不亚于任何朝代。虽然明初官员薪俸的基准在制定时比较低,且在繁多的折色变化中,官员薪俸是越折越低,但官员职田的颁受及其变迁,迫使明代官员通过占田而谋求收入,从而使明代官员的官俸呈现出基准低、折色变化繁多等特点。     

钟芳与明代理学家的交谊

正明代海南崖州人钟芳(1476—1544),与广东纪纲正、梁储、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都有交谊,也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等中原硕学名儒往返论学。钟芳以格致说、理气论参与正嘉学术的大讨论,成为明代海南学术在崛起的重要标志。     

明代官员改调制度初探

官员改调之法是明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有着成熟的改调方法和原则。官员改调制度与考满制度、久任制度皆是明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共同在明代官僚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作用。官员改调制度作为明朝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代都有深远影响。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

在明代,基本上各府州县都编有地方志,而与州县民政系统并列为明代两大管理系统的卫所则较罕见志书编纂,因此其信息多保留于州县志书中。方志如何记载卫所信息不仅是修志体例问题,还折射出明代军政、民政系统间的关系变化,是民政系统官员的一种政治表达。纵观现存明代府志对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地方志对于武官群体的记载、如何记载则因地而异,详略不一;嘉靖朝以降,逐渐有新的地方志补充卫所武官群体相关信息,更为完备。这一转变与明中后期的局势变化、地方志纂修者希望借此激励武官,以保障地方安全有关,是明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武官员、卫所与州县间的关系和地位转换的体现。     

明代山东泉志的纂修及价值略论

山东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山东中部泉脉为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重要补给水源,也是明代山东运河治理的重点。自明代中期起,山东泉志的纂修逐渐增多,其纂修者多为工部主事等基层官员,所修泉志包括泉河图、管泉衙署、泉源设施、泉河夫役等内容,保存了大量第一手基础文献,在了解泉脉水文水况、研究治泉管理制度、整理山东泉脉文献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对深入开展山东运河相关研究、加快山东运河文化带建设,也具有较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明代海南人口论

明代是海南古代历史人口变化的重要时期。明中叶后,海南人口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明代海南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揭示了海南明中叶人口下降的原因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我本想为清王朝殉节,无奈小妾不肯!

一、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比死的多。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 改朝换代之际,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这就叫殉节。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表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     

论明代朝觐考察的作用与影响

明代朝觐考察制度是明代统治者针对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明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建制完备,贯穿了明代的整个历史进程,其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直接关系到各级地方官吏的切身利益和各项政令的下达实施,同时也促进了明代当时吏治的整饬和官员队伍体系的更新换代,并为其后的清代所效法。但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日趋腐败和制度的逐步僵化,使得朝觐考察过程中考察不公、处罚不严等诸多弊端逐渐显现,直至明亡。     

肇庆多处古迹与澳门密切相关

明代设置澳门为对外贸易的商埠,主持其事者,为驻肇庆两广总督。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9)两广总督迁驻广州以前,驻肇庆的两广总督及其下属官员坚持驻澳所有洋人必须遵守中国法令的原则,多次挫败部分早期殖民主义者欲将澳门变为殖民地的狂妄图谋,一直对澳门实施有效的主权管治,与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况迥然不同。故肇庆有多处古迹,是在澳门问题上为维护国家主权作出过贡献的官员所留下的,弥足珍贵。     

明代海南地方志纂修特征

地方志是记载某个时间段、某个区域在各个方面的综合状况,具有综合性、广泛性等特征。明代海南地方志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现存地方志包括《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万历儋州志》,虽数量较少,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地方志的纂修特征,这些特征对海南地方志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帮助。     

武鸣狮子岩摩崖石刻简论

狮子岩位于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喜庆村那琅屯西面一千米处的狮子山上,曾被列为旧武缘八景之一.根据调查和考证,狮子岩现存有摩崖共计11方,基本上镌刻于明代,多为明代思恩府官员在府城履职、驻守期间至狮子岩游玩时留题,其内容也大多为赞颂狮子岩景色.这些摩崖石刻对于我们探讨明代仕子开发狮子岩的历史、了解当时的地方文学等都有着重要的...     

屏迹公门——明代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士大夫齐家伦理

明朝前期经历洪武、永乐两朝的重典治吏后政治空气开始舒缓,随之而来,官员家属交通公门、以公谋私的不法之事渐有漫延膨胀之势。伴随这一局势变化,明代中期士大夫家书等文献中"屏迹公门"一词逐渐增多。依据士大夫家书文献体系中的不同语境,"屏迹公门"一词具体意涵有三:其一是士大夫禁止家人涉足公门、谋取私利;其二是士大夫自我约束不因私事而访公门、干扰公事;其三是致仕官员乡居期间远离公门、严守法度。屏迹公门逐渐成为明代朝廷官员考核、士林道德品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现在考核评语和墓表行状等文本中。屏迹公门成为明代清流士大夫管束家人和约束自身的自律行为,既体现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思想带来的道德约束,也反映士大夫维护政治地位和官声清誉的现实考量。     

从出土文物看明代服饰演变

明代服饰辉煌灿烂,突出特点为“汉官威仪”,集汉民族服饰之大成。明朝服饰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形成了明代服饰自己的特色,如明代官员补子,忠靖冠,六合统一帽等。明代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占有重要一席。明代服饰在发展演变中日臻完善,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可大致分为初期、中期、晚期,明代服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内阁相否?——明人内阁话语解析

"内阁相否"是明代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与明亡后的制度检讨不同,明代以外朝官员为主体的持论者,把心目中认为理想的内阁,与以往朝代的丞相制度相比照,得出"内阁非相"或"内阁为相"的结论,作为一种"他者"话语,这带有更多改变现状的意图。其中的矛盾性源于内阁权力与职责相割裂的制度特征。这一制度特征与持续百年的他者话语一起,深刻影响了明代内阁的政治演进和阁臣对于"内阁相否"的自我认知。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跋文考释——兼考图文之遗缺

本文考订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画面接近完整,并在认同今刘临渊、戴立强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补证,即该卷的主要遗缺部分是明代邵宝等人的跋文。同时,作者分析了金元明三朝文人的跋文对该图的内容有多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和结论,因题跋者的思想和宦途经历的不同则结论亦不同,特别是元代李祁、明代邵宝等认为张择端是出于警世等创作动机,这对学界全面、客观、深入认知该图的本质内涵多有裨益。     

明碑所载官员助修北京清真寺考

碑刻是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利用北京明代伊斯兰教碑刻,细致梳理了碑文所载官员题名情况,考察了官员群体,特别是回族将领、文官、内廷宦官捐资兴建、修缮清真寺,或为其奏请名号等史实,试图从一个方面揭示回族形成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