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的古老房屋建筑

达斡尔族是契丹民族的后裔。远在辽代,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金灭辽之际,一部分契丹人北徙到黑龙江中上游至外兴安岭的广阔土地上,自称“达古尔”或“达斡尔”(其意思为“原来有国家的人民”或“原来国家宫廷的人民”),在此重建家园,又开始了新的生活。达斡尔族是历史悠久和文化发达的民族。他们在北徙黑龙江流域的时候,也把契丹故国     

在历史的夹缝中：五代北宋时期的“契丹直”

“契丹直”是五代北宋时期以契丹降人或契丹归明人建立的一种特殊军事组织,始见於晋王李存勖时代。北宋初,循五代旧制复置契丹直,并作为禁军诸班直之一长期存在,直至神宗熙宁间才被废去。关於“契丹直”的词源、词义,一般认为它出自契丹语,“直”即表示身份、职业之词尾或。且五代两宋时期禁军诸班直之“直”,亦有可能与契丹直同源同义。     

解读“契丹天书”

这是个比甲骨文更难破译的“世界之谜”,这些古 老的“契丹小字”中保存着许多极珍贵的历史资料,解读了它,就能把人带入一个神奇的世界 如何辨认甲骨文．多年来一直是困 扰着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大 难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辽宁省灯塔市郊区一个叫李蕴的农民,运用他独辟蹊径发明的“数字法”全面破译这种最古老的文字． １９９９年秋多家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后,迅速引起轰动．由此人们又联想到被称做“难解的天书”的契丹小字．这种神秘的文字．中外专家已苦苦研究了数十年。至今仍无法全面破译． 大辽兴起　契丹小字横空问世 据史料记…     

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

契丹罪人“稿索自缚 ,牵羊望拜”是与死葬有关的礼俗。辽代公主下嫁时皇帝赐与的“送终车”上所载之羊与辽朝皇帝死后灵柩发往墓地的路上所刑之“羊” ,是同一用途之羊 ,是送死者魂灵去辽代契丹人灵魂所归之所———黑山的灵物。辽代契丹人的这种葬俗 ,当是继承或吸收了乌桓人类似的礼俗     

辽代契丹人的交通工具考述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公元916年,契丹人杰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了契丹辽国政权。到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统治中期,契丹辽国的疆域已“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由于军事、生产及商贸、外交等需要,契丹人劈凿山岭,疏浚江河,开出了一条条联接契丹五京州县与邻国的水、陆通衢。有了路,还得有各种交通工具来具体完成不同的运输任务。以往研究辽史者,很少有人对辽代契丹人的交通工具作系统、全面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这一题目,略作考述。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黄金面具、铜丝网络与祖州石室

本文汇总了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金属面具、金属网络的实物材料,分析目前学术界有关契丹人金属面具及金属网络的几种学术观点,认为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的根源是契丹人固有的“死不墓”丧葬习俗与汉文化中“停尸、守灵、重孝”习俗相结合的产物。其功能是保留死者的尸体,美化粉饰死者,其性质是契丹人“祖灵崇拜”的反映。并由此论及现位于巴林左旗辽祖州城址之内的神秘石室,根据目前在辽墓中发现其它石室的原形,结合契丹皇族“权殡”、“厝葬”的习俗,认定祖州石室是“权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场所,即《辽史·礼志》中所记的“　涂殿”。其功能应与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相类似,为临时保存尸体之用。     

解读“契丹天书”,中国何时出现第二个“李蕴”

这种神秘文字曾经引起江泽民主席的浓厚兴趣;这是个比甲骨文更难破译的“世界之谜”;这些古老的“契丹小字”中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解读了它,就能把人带入一个神奇世界…… 如何辨认甲骨文,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着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大难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辽宁省灯塔市郊区一个名叫李蕴的农民,运用他发明的独特的 “数字法”可以全面破译这种最古老的文字,专家学者无不为之叹服。１９９９年秋多家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后,迅速引起轰动。由此人们又联想到被称做“难解的天书”的契丹小字,这种神秘的文字,中外专家已苦苦研究了…     

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

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语“本出契丹” ,其实也就是说此语本出《辽史》。因为在他生前尚未有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被发现。而所谓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之头下的“共识” ,则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     

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倍之裔

契丹族,是由鲜卑族宇文部析离出来的中国北方古代民族。自“三始祖”时代,到古八部、大贺氏八部、遥辇氏八部,再到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契丹人以今内蒙古之西喇木伦河(潢水)和老哈河(土河)流域为中心,游牧于中国北方。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契丹国(后改称辽),国势渐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雄居中国北方200余年,其民族人口众达数百万。至1125年辽     

辽朝开发北部边疆的经济战略

耶律阿保机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有其独到的战略眼光。他从建政立国的长远目标出发,在具有雄厚畜牧业基础的北部边疆地区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等辅助式经济,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况看,有其一定的可行条件。早在唐朝中期,被后代称为契丹始祖的涅里、就已注意到在契丹的根基地西辽河流域地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必要性。《辽史·百官志二》载“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百官志四》又载“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日以滋殖”。这方面,虽然后世的人由于有关记述竟若凤毛麟角而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但作为当时与契丹存在着频繁战和关系的唐朝中央政府却不是一无所知。唐玄宗李隆基在给涅里及其契丹同僚屈列、可突于和过折的敕书中,规劝契丹不要再对唐中央政府采取敌对行动。如果继续顺从唐中央政府的管辖,那末,契丹世代生活的北边     

浅谈契丹族的起源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宇丈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纭,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契丹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里也是我国古代北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芩文主要介绍了契丹民族起源的传说“白马青牛”,契丹的起源地,契丹的族源,以及契丹的族称。     

契丹人方位观念及奇首可汗

契丹人有着特殊的空间方位观念,似乎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方位观念逆时针相差90度。从新的角度对《辽史》有关横帐、奇首可汗故壤、辽朝五京等进行考察,发现契丹的空间方位观念与一般不同,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动态演变的过程,辽朝五京名称的变化或为其具体体现之一。另外,通过考辨相关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是历史人物,《契丹国志》所载“三个可汗”传说中“廼呵”的形象可能源自奇首可汗。     

辽代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研究

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由石烈、抹里和瓦里三种基层单位构成,属于“部族”组织,而非“帐族”组织,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不追随辽帝捺钵。在辽朝中期以前,辽帝通过建立隶属于斡鲁朵的石烈和抹里组织,削弱契丹部族势力。在辽朝中期以后,受到自然环境恶化和契丹部族势力式微等因素的影响,斡鲁朵内的石烈和抹里组织逐渐被迁离“契丹故地”,转向对奚人的镇戍。瓦里是由契丹贵族罪犯组成的基层组织,是辽帝削弱契丹贵族势力的工具。瓦里的分布地与契丹“分地”的继承制度有关。     

英国人的契丹认知与航海探险

英国人最早知道契丹,应源自1141年西辽契丹王耶律大石率部打败了塞尔柱突厥人之役.耶律大石由于此役被西欧十字军国度神化成了拯救基督徒和协助十字军东征的“约翰长老”,其所建立的西辽契丹也成了基督教的圣地.15世纪末,具备了远航能力的信奉新教的英国航海者梦想通过东北或西北海域以找到一条通往东方契丹的捷径,打破天主教势力对通往东方航道的垄断.这种寻梦型的海外探险持续了三个世纪,虽未打通去东方的新航路,英国人却因寻找契丹而收获了大量的财富和领地,最终认识到了所谓的契丹就是中国.     

《迷林问径》

即　实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版　　即实,即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巴图。巴图系辽宁省契丹文专家。中国古文字中契丹、女真、西夏三文,最难解读。然女真文尚有《女真译语》,西夏文尚有《番汉合十掌中珠》等类似字典之书,可资参考。而契丹文迄今未发现工具书类的遗帙,故译解尤难。著者以为契丹文解读法,是个迷。这个“迷出自中国,中国应当是解迷者!”(见该书《序》)。他认为解读契丹文字,如在迷林中寻觅途径,故命书名为“迷林问径”。全书600余页,内容分:哀册拾读、《福留墓志》臆解,《戈也昆墓志释读》,《森讷…     

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说

契丹君主耶律德光灭後晋所建号之“大辽”,本非契丹国号,实系汉地新朝、国中之国。德光北归後,中原旋即易主,“大辽”名存实亡,方施於燕云十六州,成为契丹专用於汉地的国号。     

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

辽、宋两朝的交往是多方面的、频繁的.这对双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辽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更有促进作用。辽代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辽、宋双方相互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本来,辽代的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一项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正如述律后所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所以,畜牧业是继承契丹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成为辽代前期第一重要生产部门。辽代农业生产可以远溯到辽朝建立以前,作为遥辇初期的军事统帅涅里已“究心农工之     

辽亡后契丹人的迁徙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代游牧民族之一。契丹亡后,契丹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主要体现在三个时期:辽亡前夕少数契丹贵族在金军逼近时的迁徙;金朝统治时期契丹人发动叛乱和起义所引起的迁徙活动;蒙元时期,契丹人对蒙古的归附以及随着社会大迁徙而引起的契丹人迁徙。     

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北宋诸帝王的“结义”

由契丹贵族建立的辽王朝,曾先后与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及此后的北宋北南对峙长达二百余年。在这二百多年时间里,北南之间既有兵戈相见的战场撕杀,也有和平时期(包括战争间歇)的聘使往来。在北南交往过程中,北方辽朝的契丹皇帝们,从辽初开始,既受契丹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之影响,亦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分别与南方中原五代各朝及北宋的诸帝王进行了“结义”活动。所谓“结义”,一般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拜成“亲戚”关系。纵观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上层之间,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交往,一向都很频繁,但诸如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各朝及北朱诸帝王之间的“结义”活动,实不多     

渤海与契丹“世仇”之浅见

史称“海东盛国”的唐代渤海这个半独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就象得益于唐中央王朝的保护而与其存亡相始终耐人寻味一样,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充任渤海政权启始灭亡两端的作俑者竟然都是契丹人。这就说明,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渤海与契丹的关系是极其微妙复杂的,再加上“世仇”说的存在,更使两族关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迷雾。由于史料匮乏,佐证奇缺,在史学研究上,渤海与契丹的“世仇”之谜几成悬案,乃至成为研究渤海与契丹关系的症结所在。笔者在研读史料时反复揣测,偶有所得,现略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