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中日双方围绕“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史称“满蒙交涉”。交涉过程中,张作霖坚持抵制态度,并采取了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明应暗抗、以夷制夷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具体措施,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满蒙悬案”,一直“悬”到张作霖被炸。     

简析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中的铁路交涉

１９１５年初,日本向民国北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其侵华野心的大暴露。过去一般认为,日本侵华的重点是满蒙。其实,从日本侵华的野心来看,此时,它侵华的重点应是在中国关内,而非东北。本文试以中日《二十一条》中的铁路交涉为例,说明这一点。在《二十一条》中,日本就关内的烟潍路和扬子江铁路网提出了建筑权要求,日本觊觎这两项铁路建筑权,并非始于《二十一条》,而史学界对其由来,一直未有论述。因此,有必要追溯中日以前关于这两项铁路建筑权交涉的情况。一扬子江铁路,泛指长江中下游的铁路网计划。它不是单指一条铁路,…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东北地区现存民国铁路档案简介

据全国民国档案资料目录中心初步统计,东北地区各级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时期的东北铁路档案约3万余卷,其中有:吉林铁路交涉总局、吉林哈尔滨铁路交涉分局、长春铁路交涉分局、黑龙江铁路交涉分局、绥纷河、哈尔滨等铁路交涉分局、呼海齐克两路总办公署、督办东省铁路公司事宜所、东省铁路管理局地亩处、吉林铁路局、吉长铁路管理局、吉敦铁路管理局、吉海铁路局、奉山铁路管理局、沈海铁路公司、洮昂铁路、洮索铁路、四洮铁路管理局、齐克铁路、呼海铁路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档案等。     

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郑家屯事件,是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压迫中国承认其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严重的侵华步骤,是15年后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中日交涉中,时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对于日本     

日奉铁路交涉与“九一八”事变

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攫取铁路的筑路权。筑路权的丧失与铁路的延伸,是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程度的加深;而中国提倡自办铁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抵制和反对列强的侵略。铁路关系国计民生,路权的存亡也紧密地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本文从考察“九一八”前的东北铁路交涉入手,从而探讨东北铁路交涉与“九一八”事变的必然联系。     

势力范围秩序变动与日本的“‘满蒙’优越地位说”(1905—1922)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元史·食货志》点校正误一例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本文所引《元史》均为该版本)卷97《食货五》中有如下记载:“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此处标点有误,理由如下:据《元史》卷60《地理三》载,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领之奉元路“领司一、县十一、州五。州领十五县”。奉元路所“领司一”即此段文后随即提到的“录事司”。此段文后详列奉元路亲领的十一个县,其中包括“咸宁,下。长安,下”。《元史·地理志》纂修之时,遵循“各路录事司与路所亲领之县与府、州之隶路者,低于路一字”的原则。可见,录事司…     

《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1924年中苏双方签定了《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平等地经营管理。1933年5月,苏联却单方面提议转让中东路给日本。6月25日,苏联、伪“满”、日本三方代表在东京举行第一次会议,谈判转让中东路问题。会议共召开58次,历时21个月,由于苏联在售价问题上作了妥协,苏     

中国政府收回中东铁路行政权

一、日本和谢米诺夫妄图占领中东路霍尔瓦特在就任“全俄临时政府”摄政后曾经宣布:由拉琴诺夫代理中东铁路公司铁路总办(铁路局局长);重新启用曾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被免职的阿发纳西耶夫负责民政和交涉事务;而他自己仅保留中东铁路总公司副董事长(坐办)的职务。3个月以后,霍尔瓦特被俄国鄂木斯克的“全俄西伯利亚政府”任命为远东全权代表;高尔察克出任“最高执政”后又重申了这一任命。但是,由于俄国远东地区被协约国帝国主     

中国学者中东铁路学术研究回顾

中国学界关于中东铁路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者认为,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东铁路的修筑与沙俄的扩张政策,中俄(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日本、美国围绕中东铁路问题的矛盾与斗争等方面,就整个中东铁路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较少涉及俄侨与中东铁路的关系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有的译名也不够规范等。     

清代民国伪满时期东北社会经济的演变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老早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地区的满蒙等各族老早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特别在清代以后,东北地区又逐渐形成为我国的一个特定区域。 所谓东三省(奉、吉、黑)或东四省(奉、吉、黑、热),包括内蒙东部。伪满时期,日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宋元新道法与福建的“瑜伽教”

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瑜伽教”^1,其仪式活动颇具特色。自南宋以来,该派法师以云游的方式活跃于乡土社会,为民众提供驱邪、度亡等宗教服务,成为民间社会的“仪式专家”。“瑜伽教”虽然以“释迦之遗教”自居,奉释迦佛为教主,但是在实际的道法实践中,却与宋元以来的道教法术新传统多有交涉。既“奉佛”又“奉仙”,在仪式展演中,融合了佛、道的科仪传统。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策反冯军始末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开始着手武力统一全国,日本政府认为直系的行动给其在华权益特别是满蒙权益以严重威胁,于是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推行秘密援奉、间接倒直的政策,军部也加大了特殊援奉的力度。为了达到间接倒直的目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利用直系内讧,制定了策反冯军的秘密计划和干涉预案,通过驻华军政组织的间谍活动,成功策反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从内部瓦解了直系,把奉张推上了中央政权的巅峰,从而维护了满蒙权益,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在华权益。     

1930年中苏会谈前莫德惠与张学良等人来往电文一组

1930年间,中苏两国拟为解决中东路事件善后问题举行会谈,正式开议之前,中方委派东省铁路督办莫德惠为全权代表,于同年5月1日赴莫斯科筹备。这里所辑莫德惠、外交部特派员钟毓与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张学良、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的相关来往函电,反映了会前中苏交涉及筹备情况。     

本庄繁与柳条湖事件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畏罪自杀前的“遗书”中,死不认罪,写道:“满洲事变发端于排日之极已至发展到爆破铁路的程度,关东军不得不自卫还击,没有从政府以及最高军部得到任何的指示,作为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由我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战后揭露出来的历史真象,已经粉碎了本庄繁抵赖犯罪的谎言。不是中国“排晶”,而是日本要以武力将“满蒙”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