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于…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向蒋介石发动兵谏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但在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却被逮捕,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孤掌难鸣,又一次惊心动魄的事变也就不可避免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策划让蒋介石秘密出逃

正据亲历者宋子文的日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中共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其次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以开枪打死他。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     

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响。近些年来,我国有许多史学著作述及这一事件,正确地指出了英美不希望中国内战、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持蒋介石的地位的态度。但是尚缺乏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材料为主,把美国政府当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一述评。(一) 西安事变爆发初始,美国当局十分关注事变的现状及发展,尤其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     

爱国主义与西安事变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发动的根本原因,爱国主义也是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的伟大旗帜,张、杨的义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复兴。     

从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看西安事变

在中国抗战史上,西安事变具有传奇一般的色彩,它"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实际上,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蒋介石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即不可能.关于张、蒋政治分歧的论著很多,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藏原始档案、史料、图片,就张、蒋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试论知识分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民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和声明,几乎不约而同地谴责张杨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舆论和民意走向,从社会层面上给张杨施加了巨大压力。民意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参与谈判的各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从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点多在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日下午六七点才收到。也就在当天凌晨的寅时（3时至5时）,张、杨曾提前向,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协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谁先觉察到西安将要发生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个别人知道外,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局外人,已经知道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晏道刚、曾扩情二人安置于张学良、杨虎城身边,要其对张、杨进行监督、控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而晏道刚、曾扩情事先丝毫没有察觉,致使蒋介石受到囚禁,丢尽脸面。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惊魂未定而又满腹嫉恨,便对事变前没有察觉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顾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2月4日再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红军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