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骚体辞

赋是一种兼有韵和骈特点的体,经先秦的骚体赋、两汉的大赋、六朝的骈赋,限制越来越广。特别是唐宋用以取土的试体赋（又叫律赋）,不但讲骈偶,还要讲平仄,限押韵（也就大体限了字数）。     

鲁琢《赋学正体》及其赋学观

鲁琢所编《赋学正体》从文体特点入手将赋分为四体(骚赋、古赋、文赋、律赋),并追本溯源,为它们找到了共同的根源——屈骚,四体之赋分别继承了屈骚中不同的特点,从而蔚成大国。《赋学正体》产生于古、律各体赋之创作及具有新创的赋学理论皆十分兴盛的乾隆朝,其将四体之赋渊源归于一处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因时代高下"与"祖骚宗汉"的赋学批评观的反拨,将各体之赋置于平等的地位,更为客观地考察并揭示其文体特点。而他在"韵语杂体"一卷中将十四种韵文文体与赋画境,显示出其所持的狭义的赋体观,仅有导源于屈骚,以赋命名,文体特点合于其所分四体之赋的韵文才能被称作是赋。而从他"间採名篇"的选赋标准及赋后之论中可见他于古厚醇雅的赋作的推崇。而鲁琢对历史发展中各体之赋的变化缺乏关注,则是其局限所在。     

荀子作赋研究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其《赋》篇对后来赋的影响也较大。此文就荀子作赋史料记载和荀子《赋》篇流传中的差异,从而理解荀卿怎样失志而作赋,以及汉代学者引用荀卿《赋》的内容和后人引用荀卿《赋》内容的异同。     

赋学视阈下的《韵补》

宋吴械<韵补>是一部著名的古音学著作,书中征引先秦至北宋赋多达728条.其中有些赋句不见于宋以前的其他典籍,有重要的辑佚学价值;也有些赋句与通行本文字有异,为赋的校勘与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引赋偶有阙误,利用时需要加以甄别考辨.     

“洞房”何时成了完婚的新房

“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据说,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曾赋了一首《长门赋》,描述了失宠的陈皇后得知武帝许诺朝往而暮来,于是苦苦等待。     

《卜魁城赋》的盛世情怀与方志价值

清代,一批文人贬戍边疆,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边疆舆地赋的创作值得注意.英和流戍东北边疆后,创作了具有独特东北边地风情的《卜魁城赋》,为读者全面呈现了卜魁城的情况.《卜魁城赋》继承汉大赋的创作传统,以赋的形式颂扬了清代统治者开土拓疆的丰功伟业,是戍配文人盛世情怀的抒发.作者在赋的创作过程中亲历调查,广征博引,我我们保留了清代东北边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方志价值.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手卷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手卷(图版壹—图版叁)(以下简称"二赋"卷),是1982年12月吉林市第五中学刘刚同志所捐献的。"二赋"卷系《三希堂法帖》第十一册苏轼"二赋"法书的原本,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国宝。此卷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一 "二赋"卷现况是卷白麻纸本,凡七接。纵28、横300厘米。行书,计七十七行,其中《洞庭春色赋》三十二行,《中山松醪赋》三十五行,     

秦代两种“赋”的性质及其地域性

秦代已经有多种“赋”,但从岳麓书院藏秦简与里耶秦简来看,当时的赋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律令中有规定的、由县管理而课以民众的,用于军事方面及贡献中央的“户赋”;二是郡课以县官府的“赋”。目前未有证据说明此赋是课以民众的,它是县官府让其属下的劳动人员来完成的搜罗物品的任务。县官府完成任务后将这些收集品提交给中央。其用途与户赋相同,用于军事及贡献。文献中所见的“献”,是中央课以地方政府的,县通过赋的征收来准备“献”的贡献品。秦的赋在创设后,随着历史的演变,按照需求逐渐添加新的规定,并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岳麓秦简《金布律》正反映了上述赋的特性。秦统一前后,可进行赋税收纳的地域逐渐扩张,并在很多新领域征收了赋税。秦结合这些新领地的地域性进行了巧妙的征收。     

赋、比、兴本义新解

诗有赋、比、兴之说,见于《周礼》、《毛诗序》;其后文人、学者纷纷解说,莫衷一是。周刚《春秋赋诗与赋比兴本义》一文提出:历来对赋、比、兴的诸多解释,是后人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阐发的,并非本义;《左传》中提到了赋、比、兴,体现了春秋时人的看法和用法,更接近赋、比、兴的本义。     

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

根据秦汉简牍可知,汉代的户赋与刍税都是对秦制的继承。户赋是诸多赋税中的一个单独税目,而非一户内各项赋税的总称。“卿爵”在免纳田租、刍税的同时,却要缴纳户赋。户赋按户征收,刍税按田亩面积征收,均以征收饲草为主,主要供应本县之需,与口钱、算赋、田租等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文选》所录作品的序文研究之一

<正>《文选》所收作品,除选录其同一作者撰之序如卷一《两都赋》、卷四《三都赋》、卷一一《游天台山赋》、《鲁灵光殿赋》、卷一三《秋兴赋》、《鹪鹩赋》、卷一四《赭白马赋》、卷一六《闲居赋》、《思旧赋》、《叹逝赋》、《怀旧赋》、《寡妇赋》、卷一七《文赋》、卷一八《琴赋》、卷一九《洛神赋》、     

敦煌本《燕子赋》体制考辨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敦煌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变文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展,但是对于故事赋的研究却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关于故事赋的源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敦煌本《燕子赋》的考察来探求故事赋体制的某些特点以及源流传承的某些问题。《燕子赋》是敦煌故事赋中具有特色的寓言体韵文作品。它存两种体制,一是以四言为主,间有六言的杂言体,一是整齐的五言体。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称前者为人作,称后者为B作。A作产生于唐代开元时期,写身有征辽功勋的雀儿侵占了逃户燕子     

《太玄赋》非伪作辨

《太玄赋》是研究扬雄太玄哲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向来不认为是伪作。《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文集》第二辑载郑文先生《读扬雄太玄赋献疑》一文（以下简称“郑文”）,定《太玄赋》为伪,举四条以证《太玄赋》非扬雄所作,进而对扬雄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按:此文早在1957年《争鸣》第四期发表过）;以后又在《文史》发表的扬雄著作目考定文章中,将《太玄赋》作为伪篇剔除。这就有必要认真考辨一番。按郑文所举四条证伪依据,没有一条能成立:     

四十年来秦汉户赋研究述评

正有关秦汉时期户赋的征收,史书记载极为简略,以致后世学者曾众说纷纭。或认为秦汉时期存在户赋之征,但对其具体情形则语焉不详,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推测。如南宋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专列"户赋"一项,认为户赋是封君所食的租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持同样看法,且将户赋等同于秦汉时期的军赋。近人范文澜     

“俗讲”与西汉故事简《妄稽》《神乌赋》的传播

"北大汉简"中发现有一篇题为《妄稽》的时为武帝后期至宣帝时期的俗赋,讲述的是丑女妄稽因妒百般折磨丈夫新买美妾而卒得大病、临终反悔的故事,四言为句,隔句用韵,描写铺排夸饰,具有明显的赋诵特征。这一以讲故事为主旨的俗赋的发现,结束了西汉俗赋只有一篇《神乌赋》作为孤证的局面,由此可以确定,汉赋除体物大赋、抒情小赋外,的确还存在着故事赋一个大类。西汉说书俑及《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的相关记述表明,西汉及此前已经出现类似后代"俗讲"的说书表演伎艺活动,《妄稽》《神乌赋》之类故事赋的最初传播应该就是通过赋诵表演而呈现。     

钟嵘论赋、比、兴

钟嵘在全面继承汉代经学家的赋、比、兴观点的基础上,摆脱了儒家诗教的藩篱,在《诗品序》中将把风、雅、颂与赋、比、兴分开,将兴、比、赋并称为三义,其次第则兴居第一,比次之,赋为第三。既能三义兼备,又区分次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重"兴"轻比、赋的倾向,同时强调了兴的艺术性。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魏晋美人赋企慕主旨探微

魏晋美人赋悦慕佳人——思而求之——求之不得——怅然怀愁的情感结构模式是古代士人追求理想的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写照。从《诗》、《骚》到宋玉到《洛神》勾勒出了一条＂企慕＂的心理线条,魏晋美人赋正是循着这一心理线条,通过求美这一方式反映着当时士人的特殊心态。本文从企慕的哀愁、阻隔的意义、梦的满足与失落三个方面来探寻魏晋美人赋的企慕主旨。     

&lt;&lt;事类赋注&gt;&gt;引汉魏六朝赋考

宋吴淑《事类赋注》是一部用赋体写成的、征引富博、体裁特别的类书,其中引证汉魏六朝赋作颇多,将其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辑和相比勘,出入颇多,或可据以辑佚,或可为校勘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