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忠孝观念及其对汉画艺术的影响

忠孝观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它强调居家孝敬父母长亲,处世忠于君王朋友。孔子及其弟子十分强调忠孝的重要性,《论语》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学而篇》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子路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在这里孔子把忠孝作为称士的标准。孟子对忠孝也非常重视,他在总结尧舜的统治经验时     

知耻近乎勇

“耻”和“羞”连在一起使用,就是概念———“羞耻”。说文解字,意为,可“羞”之事,肯定“差”,肯定“丑”,所以“差”与“丑”的组合,便是羞;有人做了既“差”又“丑”的事情,就有人议论,议论了,就难免传到他耳朵里,他“耳”闻自己做了“差”事,“丑”事,如果立即停止,这就是知“羞耻”,反之,如一意孤行,则为不“知耻”,或“恬不知耻”。所以,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意思是说,人,都要有羞耻之心。孔子曾以“行己有耻”,“有耻且格”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标准。由此看来,一个人修养、素质的高下,就要看他是有耻还是无耻了。从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上讲,有耻就是清俭、正直、义烈、悔过、让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虚怀若谷,见义勇为,廉洁公道;无耻就是奢侈、邪佞、妒贤、失节、残酷,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行贿受贿、贪生怕死、贪赃枉法。对人来说,没有比无耻更大的耻辱了,人要无耻,何以为人？无庸讳言,知不知“耻”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个道德标尺。国君知耻可以清吏治,百姓知耻可以正民风,商人知耻可以准商德。自然,辨耻、明耻、知耻,就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根本规范。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即位之初,见郑仁基的女儿才貌双全,就立下册典,准备纳为嫔妃,忠臣魏征知道...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

吴敬梓《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宋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千古之惑终得解——《归去来兮辞》“登”字正误

陶渊明41岁任彭泽令,因厌恶污浊的官场和耻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弃官归隐,而赋《归去来兮辞》。宋代大豪欧阳修说：“晋无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言虽有过,其为后人推重,则于此可见。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希世名作,却有一讹字流传至今而不为人所属意。一字之讹虽是白璧微瑕,但毕竟有损名篇之完美：倘不予考而正之,还将继续流传下去,则名篇终不得复为完璧矣。     

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

一、《桑柔》的作者《毛诗序》曰：“《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左传·文公元年》记秦穆公在崤之役时（前627,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对秦大夫及左右说：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娄。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件我悻。”是贪故也,孤之谓矣……所引之诗,正是《桑柔》第十三章之六句。又《书序·疏》引《世本》：“芮,姬姓。厉王时芮伯,岗良夫也。”三说相合。《左传）。《世本）皆光秦古书,则芮良夫为《桑柔》作者。然而,论《诗经》中作者可考…     

《明会典》及其史料价值

《明会典》为研治明史必据之史料。然迄今为止,用之者甚多,论之者颇少,诚治明史之微憾。近年有幸参加白寿彝师主编《中国通史》明史卷编写,述及《明会典》一节,略有些许体会心得,兹述于下,聊作引玉之石。一、修纂会典者,汇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体例首创于《明会典》。“四库”收于“政书”类。历代典籍中,“政书”一类,首推杜佑之《通典》,但其所记乃上起三代,下迄唐中叶,通述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沿革;唐人苏冕撰《会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见者,宋人王溥之《唐会要》。然而“会要”体,旧作类书,盖为检索之便,述事简明。《唐会要》因所录史籍散佚不存而独具价值,至两汉、三国及明之会要,则俨然工具书矣。     

李贽与儒学关系略论

一、批判假道学：对儒学现状的背离 李贽对假道学的批判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士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乎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①李贽进一步指出,以富贵为移,本来无可非厚,并非必然地要与讲道学联系起来,“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所以那些“无才     

要找寻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唐兰先生曾经在 1935年写过《古文字学 导论》,1949年又写了 一本《中国文字学》。他 当时的主要论点是说, 文字的发生在夏以前; 又说中国的历史还是应 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 6千年左右的文明史。 在山东发现大汶口文化 遗址以后,唐兰先生连 着写了四篇文章,强调 中国的文明史有6千多 年。这个观点曾经引起 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我 想到,《荀子·解蔽》篇 说:“好书者众矣,而仓 颉独传者,壹也”。《韩非 子·五蠹》篇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好书者众矣”,说明发明文字的不只是仓颉,仓颉所以独传者,是因为他专门研…     

虹──中国两性生殖观念的喻象

一虹作为男女媾合的喻象,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中曾详加论证。他说“虹霓之见．古人以为‘阴阳交’……《诗·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朝’即朝虹,‘斯饥’,饥于爱也;则虹所象征者,亦已明矣。”①虹成为男欢女爱的交会喻象有三个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是高亨先生所理解的．虹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天上的一种动物,蛇类。天上出虹是这种动物雌雄交配”、“紧紧相依”、“雌雄共眠”。《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虹“有两首”,“两首者,亦‘交’之象”。＠《毛诗正义》引《郭氏育义》把虹分出…     

试论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北宋中叶的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有魄力、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教育家。他关于人才问题的独到见解,是他进步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他的主张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作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至今仍在历史文库中熠熠发光,读来意趣盎然,发人深思。一王安石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他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又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     

关于韩愈的两个问题

一、“载道”与排佛韩愈主张“因文明道”。早在青年时代,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是:“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后来他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     

读书须以务德为本

书是人生的阶梯,德是人生的根基,读书须以务德为本。 何以为德？德者,达天理,通人性,善处世,明是非,知责任,敢担当,促和谐,惠民生之谓也。正如《萄子一天论》中所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为至人矣。”这里说的“至人”就是德高至上之人。     

杜佑与中唐史学

一中唐的士大夫中有一种疾呼改革弊政,议论朝政得失的风气。关于这一点,柳宗元在《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中就说到过:“近世之言理道者多矣”。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离经叛道的风气也兴起了。关于这一点,李肇《国史补》这样写道:“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就是说,那种“敦厚醇正”的礼教传统风气和正统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变。一个叫刘肃的人在他的《大唐新语后总论》中这样描述道:“圣人遗训,几乎息矣”     

文史臆札

(一) “门墙”非谓“门生”元杂剧中的试官赵钱,在其自白诗中无耻地宣称:不以文章高下取士,“单要金银满秤盘”——“皆言桃李属春富,偏我门墙不一般。”(《元杂剧选注》第152页)其中的“门墙”,选注者释为“门生,后辈”,与原意相去甚远。按:“门墙”乃谓师门,即“老师之门”。其源出于《论语·子张》。子贡听到叔孙武叔“子贡贤于仲尼”的赞语后,深情地称颂孔子说:“夫子之墙数仞(古七尺为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诸家句读评析

读《孟子&;#183;尽心下》，有“孟子谓高子日：‘山径之蹊问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问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一句，关于“山径之蹊问介然用之而成路”的断句法，历代以来众说不一，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据《十三经注疏&;#183;孟子注疏》，赵岐断为“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即在“然”后点断。第二种，清人孔广森在《经学卮言》中说“愚读《长笛赋》‘间介无蹊’似古读有以‘间介’绝句者……言虽有足迹隔绝之处，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尔”，据其文意，当断为“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即在“介”后点断。俞樾在其所著《古书疑义举例》中，论“双声之字后人误读之例”时涉及此句，认为“‘间介’亦双声字，‘然’字当属下     

读书札记二则

一、《四库总目提要》释总集之失《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总集类”小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此可谓释总集之名言,古今谈总集者多引之。如骆鸿凯《文选学》即以此为开篇。又张涤华《历代文学总集说略》亦引此而云：“据此,知总集可分两大类”。①然馆臣此说实有三失,而学者多忽之。（一）其说总集之起源与实际不符。检《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小序云：总集者,从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方志评论的历史传统及其继承与发展

当代正在志坛风行的方志评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稽查书籍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等人对魏晋以来地记之类志书的批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所纂述的方志,存在了“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的弊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自序里,也指出了“尚古远者或按搜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的积弊.著名史学评议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一书中,对旧史志失实和浮夸之处,对志书的诸多缺失,也曾样加评论,多所指陈.他批评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有的“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这些事实表明;唐代已开了评论志书的风气之先.从所评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方志评论,形式限于概括性的统评,内容则多用指瑕说疵.     

那些淡淡的忧伤——评余世存新书《非常道》

没有任何悬念,几乎所有读者看到《非常道》一书之目录,就会想起《世说新语》这部书,有论者已经将其视为现代版《世说》。刘义庆所选之言行, 均属汉末三国两晋人物。倘把这两部书做个对比,就会发现,非常之言的诞生时代,正是中国分崩离析、处于历史变局的非常时期。所不同者,《非常道》所选之人物,范围则广于《世说》多矣。倘若历史可以重来,我们把时钟拨回历史的某一时刻作为起点,那么最容易被选中的时间点是什么?相信多数人会选择1840年。当天朝大国被“蛮夷之邦”的坚船利炮从沉梦中惊醒的时候,“天下”的概念才被“世界”所取代。他们睁开惺忪睡眼,才发现中既不中,国亦不国。从此这个曾经以早熟的文明独步东亚数千年之久的古国,进入了长达160     

读史扎记(四则)

祁奚荐贤原文：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抓,其仇也。将立之而丰,又问焉,对日：“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日：“孰可以代之？”对日：“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馅;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窃书》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管。建一管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译文：邓奚请求告老退休。晋侯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职位。祁奚举荐解狐,而解狐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