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的历史脉络

<正>近读《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所载张循《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辨证》,该文指出四库馆臣在撰写《〈四书反身录〉提要》时,"明目张胆地篡改原文",将李颙原著关于吕希哲(原明)坠水不动心故事中的"安坐轿上"改成了"安坐桥上","以达成矫诬之目的",并批评有关研究者对四库馆臣的这一篡改"偶然失检"。此文发表后,苗润博著《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驳议》(《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对《四书反身录》版本进行考察,指出康     

从日语第二人称代名词省略看日语的“间”文化

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说,在越深入学习日语的过程中,越感觉到困难,那是因为日本人在交际的过程中,很少使用第二人称代名词来称呼对方,而是利用一些别的表达方式来代替第二人称代名词的使用,在汉语交际的过程之中,经常使用“你”来称呼对方,在一些场合下会使用“您”来称呼对方,表达对对方的尊敬之意。由于日语中经常省略第二人称代名词,作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说,就很难理解其说话的对象,因此难免会发生误解和分歧。语言承载着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体现,也就是说,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来反映文化。语言和文化虽然是不同的事物,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语中“第二人称代名词的省略”是日语的特性,而在这语言深处隐藏的文化又是什么呢?本稿主要是从日语中第二人称代名词的省略角度来探讨日本的“间”文化。     

2012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

2012年,既有平势隆郎《何谓“八绒”》、吉田法一《中国专制国家与家族、社会意识》（文理阁）这样对特定问题进行多角度考察的成果,也有浅野裕一、小泽贤二《出土文献所见古史和儒家经典》（汲古书院）这样跨多个领域的成果相继出版。此外,出版的论文集有宇都木章《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与政治》,评传有永田英正《汉武帝》（清水书院）,渡边义浩《王莽》（大修馆书店）,彩版简牍入门书有横田恭三《中国古代简牍总论》（二玄社）。出土文字资料方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和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的真伪成为话题。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关于《马璘墓志》撰者官职问题

《文博》1997年第6期《唐马磷墓志铭述考》一文对《马璘墓志》撰者常兖所署“崇文馆大学士”一职提出了“‘崇玄’应为‘崇文’”的看法,而我认为常兖充当时署衔“崇玄”并不有误,特撰文探讨之.常兖,两唐书本传中都记载其于大历十二年拜相时还任崇文馆大学士,而撰于同年的《马璘墓志》却记载为“崇玄馆大学士”,互有出入.究竟孰是孰非呢?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先要了解唐代是否存在过崇玄馆这一机构及崇玄馆大学士这一官职,现罗列两唐书,《唐会要》、《通典》中有关资料如下:     

西周的国和野

一在西周时期人们的观念中,是有国、野之分的。《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里,国、野所指示的分明是两种不同的所在。     

《野客丛书》杂考

《野客丛书》是宋人王(木矛木)撰著的一部读书笔记.其书三十卷,内容博洽,所谓“经史百氏,下至骚人墨客,遗草佚文,细大不捐”.作者考证各类典籍文献之记载异同,辨别真伪,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四库馆臣誉为:“位置于《梦溪笔谈》、《缃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虽引证亦有过于琐细之处,而且间有舛差,终瑕不掩瑜,不失为宋人笔记之中颇具影响的一部著作.但是,长期以来,关于《野客丛书》的作者、流传.版本等情况,前人著录极为简略,故存疑不少.今试作者述四则,以就正大家.     

浅析土族情歌的音乐风格

土族是青海的世居民族之一,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土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歌艺术,其民歌依据其民族的习俗和传唱的现状可分为“家曲”和“野曲”两大类。土族人称野曲为“嘎达过道”,意为外面的歌。青海民和三川地区把唱野曲称为“开拉”。     

王国维及其《观堂集林》

一、王国维生平简介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1898年,他来到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并利用业余时间到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研习日语、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在罗振玉资助下,他赴日留学.     

辽沈战役中罗荣桓与林彪的三次交锋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的两位指挥员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誉为“珠联璧合”,同样,四野的两位指挥员林彪与罗荣桓也成了智慧、勇敢、胜利的代名词。罗荣桓一生中与林彪多次共事。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     

润笔今昔

写文章换钱,古人称之“润笔”,今人叫稿费,据说始于西汉司马相如。南宋王野木《野客丛书》说：“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宫门,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而为陈阿娇皇后写了篇《长门赋》,叙其哀怨,汉武帝读了很感动,将阿娇“复迎入宫如初”。清初考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及此事,认为最晚在东汉末年,就有作文付酬的惯例。     

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著《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足见其重要。同时,知几对他的“六家”、“二体”之说,颇为自信。《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知几进而写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类”。他的这些话,斩钉截铁,毫无商榷的余地。由于“时移世异”,“朴散淳消”,故《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     

声音里的延安：文化抗战里的延安演说

<正>“演说”作为一个时尚的日语转译词,其延伸而来的文化活动在晚清就渐趋风行。1902年,创办于天津的著名日报《大公报》刊载《说演说》,将演说与译书、刊报并列为开启民智的三大利器之一。近代中国风雨飘摇,有多少为家国命运的前仆后继,就有多少对救国真理的摇旗呐喊。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而散。在海晏河清的今天,脱离历史语境的我们,很难注意“白纸黑字”下面,还隐伏过一个慷慨激昂的“有声中国”。因此,重返延安演说的现场,     

略谈饶宗颐教授与“潮学”的兴起

2006年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去年12月中旬分别在香港、潮州举办了隆重的学术研讨会,并在潮州举办饶宗颐学术馆新馆落成剪彩仪式。我们特此选出《略谈饶宗颐教授与“潮学”的兴起》和《<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的考古学贡献》两篇论文,以飨读者。     

胡适的绰号

胡适有5个绰号。一为“子供”。子供是日语“小孩子”的意思。胡适14岁时考入中国公学,得了这个绰号。二为“大书箱”。胡适5岁时开始念四书五经,8岁就能懂《资治通鉴》,当时就得了一个“大书箱”的绰号。三为“黄蝴蝶”。胡适写了一首《窗上有所见口占》,开头两句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双一流”背景下《基础日语(三)》课程建设初探

“双一流”建设将人才国际化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 因此《基础日语(三)》教学必须将日语能力的培养纳入新的课程目标中 , 兼顾学生的人文素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养。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目标 , 构建了以《基础日语(三)》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 优化教学过程 ,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 并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团队以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日语人才。     

清代陈鸿寿书迹浅识

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别号种榆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入,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清道光二年（182年）。清嘉庆六年（1801年）拔贡．官至江南海防、淮安同知。为清代中期著名的“西岸八家”之一。清蒋宝龄《墨林今话》曰：“鸿寿以古学受知于阮云台．与弟云伯有‘二陈’之称”。陈鸿寿治学甚广一除以其书法著称外．于诗文、金石、国画方面亦有精深的造诣。有《桑连理馆集》、《种榆仙馆诗集》等诗文著作以及《种偷仙馆摹印》、《科榆他馆印谱》等印谱传世。南郊县丈管所收藏其盥联书迹一幅．纸本·纵103厘米．横3O厘米…     

永乐《女真译语》词汇总论

永乐《女真译语》（以下简称《译语》）,指永乐《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杂字·来文》。女真馆,是明四夷馆中分设的八个馆之一。《女真馆·杂字》部分,分为19门类,共收词917条;其《来文》部分汰其重复,共集78通。《译语》不同抄本很多,流传至今各抄本中,主要有三种本子,即柏林本、东洋文库本和内藤湖南本。本文就《译语》中的词汇特征方面的若干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一《译语》的渊源《评语》虽然编纂于明代,但它的内容和一些编写特征中流露着比明代更早的一些因素和成分。在《译语）｝女真字中,仍保留着原始真字,即学…     

续文献通考馆与三通馆诏开的经过

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下令开馆纂修《续文献通考》。修《续文献通考》的动议与清廷校刻“三通”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在校刻“三通”开始后,曾有人提议一并校刻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高宗皇帝否决了这一提议,并进而决定纂修一部新的《续文献通考》,遂成为开馆之肇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高宗皇帝又下令将续修的范围从续《文献通考》扩大到同时续修“三通”,由此新开三通馆。根据内阁大库档案等相关材料,可以对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诏开的经过有更详细的考察。     

《刑诉法》二次修改还需实践检验

历经15年后,《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此次修订内容达到四分之一之多,其涉及到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亲属可拒绝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