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一部德语译本及其相关评述

<正>《论语》自东汉起跻身儒家经典之列,至南宋时,经理学大师朱熹之手位列"四书",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同时也被公认为认识孔子和了解孔子思想最可信、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论语》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海外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它是最早进入欧洲视野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之一。早在16世纪末,传教士利玛窦已将《论语》翻译为拉丁文。1687年,由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其中包含《论语》的部分章节。《论语》的欧文译本众多,以英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不过,在主要欧洲语言译本中,《论语》德语译本影响力不容小觑。如果要推举一部最负盛名的德语译     

浅析目的论视角下《圣经-雅歌》中的比喻汉译

本文简要介绍了《圣经》及其翻译,《雅歌》的文体特点以及目的论的概述,并以目的论视角,通过对比分析《雅歌》三个英译本和四个中译本,探讨了《雅歌》中比喻的汉译。     

试论中国典籍英译中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典籍英译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很大,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损失成为翻译的主要障碍。本文将从文化角度,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根据其在文化差异方面所作的处理提出一些涉及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策略,以尽可能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特色。     

从“传神达意”赏析《木兰诗》三种英译

汪榕培教授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理论,并在其指导下翻译出大量的典籍著作。本文从汪教授的“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出发,对许渊冲和李正栓以及汪教授的三个《木兰诗》英译本进行赏析。     

从杂合理论看《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中国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这些作品中含有大量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词语———文化负载词,能否准确地传达这些词的含义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之一。本文以凯利和茅国权两位合译者的《围城》英译本为例分析杂合的翻译策略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巧妙运用。     

关联与顺应:对比赏析曹操《龟虽寿》四个英译本

以关联翻译与语境顺应为支撑点、最佳关联与交际语境为切入口,对比赏析《龟虽寿》的四个英译本。指出在翻译时译者要明确原作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译文须符合读者及作者的认知语境,以期获得最佳关联。翻译是特定语境下的特殊交际,故译文与原文的交际语境相顺应非常必要。对比发现许先生译本在传情达意等各方面是最好的。     

爱羞辱洋人的辜鸿铭

清末民初怪才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     

《论语·子路篇》校点两则

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论语》中的“即戎”当为“節戎”;根据《论语》的一贯思想和“教”、“以”的用法,《论语》中“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当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论语》次第及结构之解析

今本《论语》为西汉末张禹融合鲁齐《论语》本,又为张侯论。其篇次自《学而》至《尧日》,共二十篇,以《学而》、《为政》为其奠基石,其次第和结构体现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本体。     

袁水拍与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

当我翻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诗词集》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附录里增加了其他版本没有的《对毛泽东诗词中若干诗句的解释》一文。书中注释说,1963年《毛泽东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     

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选校注

说明一校注以《释文选》中所注括号内编号为序。二校注主要依据的今本《论语》有《论语注疏》及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黄焯《经典释文彙校》(中华书局1980年)。     

《论语》歧义辨析举例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作,历来在学者、文人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后世学者普遍重视《论语》的注解问题,但在个别词句的解释上存在歧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语言的历时变迁。本文以《论语》中的一些语句为例,就其中存在的歧义现象略作分析,以期对于我们今天的《论语》阅读有所帮助。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探微

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所著《论语孔氏训解》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和《论语》有一定的联系,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为《古文论语训解》,但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论语孔氏训解》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论语》注本,也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解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可补充后代学从残存的郑玄《论语注》等材料中辨别《古论》、《鲁论》、《齐论》异同的不足。今本《论语》中属于《鲁论》的部分,或《鲁论》对古《论语》解读的一些内容,是从今本《论语》中难以辨别和看到的,但幸运的是竹简本《论语》的出土提供了一些线索,从中可看出一些端倪。竹简本《论语》“君子于义,小人踰于利。”一句与今本《论语》在字上就有差异,笔认为竹简本中此句当属《鲁论》,“踰”应理解成“超过”、“超出”的意思,这种理解是与孔子思想相符的。     

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

隋唐以前为《论语》作注释的有几十家之多,其中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本为最有名,时称《论语郑氏注》。隋唐以后,各家注本绝大多数逐渐失传,《论语郑氏注》也不例外。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清人马国翰等潜心悉力搜辑失传了的各家注文,把它们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里,其中《论语郑氏注》分量很少,大概还不及原书百一,使经学研究者十分惋惜。清末敦煌文书出土以     

读俄藏敦煌文书ДΧ.02174号札记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儒家文献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敦煌本《论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敦煌古籍研究者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敦煌本《论语》有《论语白文》、《论语注》、《论语集解》等几种不同的类型,前人均有所研究,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种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

正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约5000支,从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竹简的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六博棋谱》等文献,其中,《论语·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1]。简报公布的图片为同一支简的正、反面(图一)。一般情况下,竹简上的文字多书于一面,此简正、反两面均书文字,当为此篇竹书的篇首简。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关于《齐论语》与《论语》其他版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介绍

定州西汉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初步被认为是《论语》的汉简有约620枚,残简居多。简全长16.2(约合当时的7寸)、宽0.7厘米,满字者19～21字(不算重文符号),两端和中腰用素丝连缀,尚留痕迹。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为《学而》,只有20字;最多的为《卫灵公》,有694字,可达今本的77％。这部《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脩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时有《鲁论》、《齐论》、《古文论语》三种《论语》存在。它的特异之处,是研究《论语》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