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三届“汉化·胡化·洋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2月6至7日,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汉化·胡化·洋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浸会大学逸夫校园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澳门以及韩国的56名学者,提交学术论文48篇,就中国历史上的“汉化、胡化、洋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

平卢军是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忠于朝廷的势力中又分化为“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两大派别。在两大派别陆续南下的过程中,他们都把胡族文化的影响输入到了中原地区,并使一部分地区(淮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胡化倾向。军队或地域的胡化现象是淮西和淄青两镇得以长期割据、对抗中央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情势,淮西的胡化现象有逐渐加深、趋于河朔化的趋势;而淄青地区的平卢军人则胡化程度逐渐减轻,并最终被完全汉化。淮西和淄青两地不同的胡化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唐时期的局势,甚至还影响到了晚唐时期的政局。     

关东文化重“实”轻“文”价值取向探源

在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一体的关东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关东文化。关东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其中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就是一种贯通古今的文化底蕴。本文以黑龙江地域资料为主,探索关东文化重“实”轻”文”价值取向的根源,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周伟洲公元３～９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历史学家都试图提出一种认识或理解这一时期的钥匙,也就是一种研究的体系或方法...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继绝扶衰的志业——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现实关照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是所有学习和研究隋唐史的人的必读书目。有很多学者都曾对这本书进行过研究和阐释。但是,笔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疑点,而这些疑点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含的关联性。本文将列出这些可疑之处,并本着孟子提出的“论世知人”的方法,将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置于寅恪先生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试图发现先生形成此种看法、如此着笔的原因所在。一疑点之一:在同一书中,论及关陇地区之文化用词态度迥异。在书中,论述河西文化时,有云:“又北魏之取西凉,士人年老者如刘…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 ( 1 890— 1 969) ,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 ,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 ,打下国学基础。 1 2岁至 3 6岁间又多次飘洋留学 ,前后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 ,合计约有 1 8年之久。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 ,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①,特别钟情于他界定为中国中古时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留下名著四稿一传 ,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 ,以及 1 0 4篇论文 ,还有近年陆续整…     

“胡服骑射”与“全面汉化”——赵武灵王和魏孝文帝的改革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代赵国的第六代国君;魏孝文帝是北朝时期鲜卑族政权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他们曾分别以富有传奇色彩的“胡服骑射”和“全面汉化”的改革而名垂青史。这佯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杰出历史人物,其思想和业绩虽然各有千秋,但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便会发现他们推行的改革大业有着本质的共性特点,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本文着重谈四个方面: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从重和钱的读法谈起

重和通宝对钱为徽宗年号钱中稀见品, 素为藏家所爱重,其钱文中“重”字常被读 如“轻重”之“重”,实乃因循日久之谬误, 可举史料为证:蔡眥《铁围山丛谈》卷一: 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 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 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 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 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 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 二者,乃下敕改十一月冬至至朔旦为重和 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 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 先有重熙年号,时后…     

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

南北朝渐趋流行的异地察举和求举觅举之风为投牒自举提供了基础,而北朝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则推动了投牒自举之法形成。在地方官学生源较为开放的传统和北朝后期游学大盛的局面下,北齐规定游学之士可与州郡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确立了秀、孝应举就试的开放性,至此,投牒自举之法实非萌芽而已形成制度。隋唐常科贡士的相关规定和武周以来投牒自举者率多寄学应举的状态,即承此脉络而来。投牒自举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与魏晋以来举贡基础拓展、科目内涵调整、考试制度完善等事态相互呼应,一起构成了察举制错综演进为科举制的连续场景。     

澄城新见唐文明元年《西州司马吴信碑》考略

关中乃金石渊薮,惟传统则往往重唐以前而轻宋以后,这自然是与其在秦汉隋唐间的历史文化地位相关.秦汉去今已远,且刻石之风未尚,然隋唐犹逝逾千年,久远湮沉之碑版,同样如星凤而稀以为贵,故有墓志之出土而不以为奇,但见碑版之重现而注目有加.笔者尝两度访碑澄城,于此三辅之左冯翊名县得见新出唐代墓碑一通,乃睿宗文明元年(684)刻立之<西州司马吴信碑>.     

对李洵“明清史”的几点意見

近年来,配合着一系列問題討論和研究,發表了不少有关历史論文和孷?大大活躍了史学界学术空气,也帮助和指导了我們青年的教学和进修。但是比較宨T性通史新著,特別是明清部分,数量还是不多。李洵的“明清史”出版,在这方面說确实起了些配合作用;由于它原是大学講稿改編的,內容也較通俗,所以常被一般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学校历史系同学及有些历史爱好者作教学参考或进修之用。因此,该书自一九五六年六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去年八月又再次重版,兩次总共印数达     

浅析“子母相权”论和《管子》“轻重”论

单旗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是周景王和周敬王的卿士。他在反对周景王拟铸大钱、废小钱时。提出了“子母相权”的理论。他说:“古者天灾降戾(至),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宜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     

汉博望侯墓碑跋(附碑文)

张骞,博望侯,《汉书》有传。生当汉武之世,可谓得时矣。史载汉武“求茂材异等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又云:“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知汉武之名言,然后始得理解张骞之为人。有人说:“汉武好大喜功,向西域及诸夷之扩张,实乃侵略掠夺,有何可取!”不知历代政治、社会在其各个阶段有其各种局限。何况汉代开通西域,收复诸夷,在经济和文化上之沟通融化,大有进步作用。苟如此,张骞之封博望侯,成为历史光辉人物,可无愧矣,故翦伯赞先生所作历史评论:“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问题,不能从世界中孤立起来考察”,实为至理。     

“胡为夔出”说辨证——兼论芈夔立国及归胡地望

归姓胡国史中,有不少值得辨析的问题。《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二十年,楚灭顿,灭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故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史记》集解引杜预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两说迥异。近来,考古学界又提出新的看法,多谓今陕西境内有胡国。而且,对于楚灭之胡的姓氏,也是各说不一,《姓觿》“胡”下引《郡国志》说:“胡国姬姓,灭于楚。”     

康有为、沈曾植参预“丁巳复辟”

康有为以戊戌变法领袖,流亡回国,参预“丁巳复辟”。当日所谓“宗社党”者,分居青岛、旅顺两地,奉恭王溥伟、肃王善耆为帜志,二王皆亲贵中首抗逊位者也。袁氏手握钧衡,阴瞰帝位,虽阳与革党周旋,而实非同梦。地方割据者流,又皆其旧部,几同“百足之     

“岑仲勉著作集”出版

作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 1 886—1 96 1 )一生著述颇丰,在隋唐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先秦史等方面造诣很深,为了保存和集中展示岑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最近推出了“岑仲勉著作集”,几乎囊括岑氏全部已刊和未刊论著(含论文、札记)。收入著作集中最早的专著是1 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佛游天竺记考释》。《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几篇未刊稿,弥足珍贵,书后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岑仲勉著作集”目录:1 《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西周社会制度问题》) ,2 《隋书求是》,3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