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章《渤海记》卷目及其相关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13地理类、《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玉海》卷153朝贡、外夷来朝、唐渤海遣子入侍条均记张建章《渤海记》(原作《渤海国记》,此据《东都事略》卷18及《张建章墓志》改)3卷,然3卷卷目不详。《张建章墓志》谓张建章“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这里,墓志言《渤海记》内容有三,分别为风俗、宫殿、官品。宋人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分别有“国土风俗”、“建官制度”、“宫室制度”等小目,可见“风俗”、“宫殿”、“官品”也可能是卷目,即《渤海记》可能分为风俗、宫殿、官品3卷。《渤海记》风俗卷内容可考者颇多。《新唐书·渤海传》谓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馀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     

高句丽国名臆测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     

点校本《太平寰宇记》札迻

王文楚等在《太平寰宇记》之《校勘记》中,怀疑狄仁杰“天水人”、李通“陇西成纪人”为误书,可是通过分析古籍中常举郡望而不言本贯的情况,并且揆之以天水郡为狄姓郡望、陇西郡为李姓郡望的史实,发现误书说有失允当。并根据《隋书·地理上》《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十二》的记载,认为《太平寰宇记·四夷十八》“自陇西、延安至辽东”之“安”为衍文,当删。     

关于“天孙”的理解

朝鲜学者朴时亨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一文中,以日本文献所记的渤海文王大钦茂致日本王的国书中曾“自称”过“天孙”为由,并同传说中高句丽始祖朱蒙之父是“天帝之子”相联系,认为渤海王室是对高句丽王室血统的直接继承。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下述看法与朴氏商榷。首先,“天子”并非高句丽王之专有称号。据《辞源》所记:“古以君权为神授,谓君主秉承天意治理人民,故称天子。”《诗·大雅》常武篇也有“徐方既同,天子之功”的记     

《新唐书》标点辨误二则

一、唐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戴斗诸蕃记》一卷,后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新唐书.艺文志二》点作戴斗《诸蕃记》(第1508页),以“戴斗”为人名,《诸蕃记》为名,张万起先生还将“戴斗”收录到《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中,于是不少人都以为唐朝有一个叫戴斗的,著有《诸蕃记》一卷,实误。按“戴斗”,典故名,指北方朔漠之地,语出《尔雅.野》:“北戴斗极为空桐。”郑樵注:“戴,当也。斗极,极星也,谓之天枢。”古人常用这一典故,《唐大诏令集》卷六六《停封禅诏》:“亡其砂塞之地,游魂戴斗之乡。”张易之《出塞》:“转战磨笄地,横行戴斗乡”皆此…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系事后补写

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记载,可考证的最早是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2月,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是以日记的体裁出现的。发表《西安半月记》的目的,蒋在其“引言”中说,一是因为“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所以他“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供人们了解、参考。二是记载他“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自我反省和检讨,这当然是蒋介石的客套话而已。     

象祠考

近年在贵州省黔西县东部发现的象沉遗址,是古代水西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扑朔迷离,有必要对之作一番考证,以供研究和旅游开发参考。（一）象词的发现主要是受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所作的《象词记》启发,这篇文章因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入《古文观止》而流布天下。《象词记》起句即称：“灵博之山、有象沉焉。”这已经确定了象词的所在。那么,“灵博之山”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文中接着叙述“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调之。宣慰安君,因诺兹夷之请,新其词屋,而请记于予。”这说明建了象沉的“灵博之山”是在“诸苗夷”所居…     

《元和郡县图志》两湖部分校勘补正

贺次君先生点校之《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嘉惠学人,功德无量,然细加考究,则仍未免略有微瑕。故此,笔者试为《志》中有关今湖北、湖南两省内容之误校及较为重要之漏校,作一补正。 1.页五二七:“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校勘记:“今按:‘南阳县’,《舆地纪胜》襄阳府引作‘南阳郡’,谓《元和志》引‘《楚地记》云’,今各本皆无此句,未详。” 按,《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襄州载:“《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可见《舆地纪胜》谓本《志》引‘《楚地记》云”有据。本《志》引文献而不言出处者甚多,《纪胜》指明,未必即本《志》原文,各本固不必有之。 然《纪胜》作“南阳郡”则误。本《志》引自《楚地记》者,当止上述《寰宇记》中     

郑性之籍贯考

郑性之，原名自诚，嘉定元年状元，曾任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兼参知政事(相当于副丞相)，是宋朝名臣，《宋史》有传。然而，对其籍贯则诸书所记各异。宋梁克家《三山志》说：“郑自诚状元，字信之，后改名性之，闽清人。”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云：“郑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诚，后改今名，侯官人。”明何乔远《闽书》将郑性之归人侯官县。     

上博（五）札记二则

根据《包山楚简》所记文书的有关材料可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竞建内之》篇的所谓篇名“竞建内之”四字,其意是指楚人景建献纳简书。根据《大戴礼记》、《逸周书.官人》等材料可证,《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中的“”,可能当读为“考度”。     

《初学记索引》订阙

《初学记索引》订阙孙愫婷唐徐坚《初学记》是现存较早的一部类书。类书属于工具书，供读者检阅。《初学记》有“事对”，相当于词目，更具有辞书的特点。《初学记》所引的文献，都是唐代以前的文献，今天有不少已经散佚，这是辑佚的渊薮；即使是没有散佚，由于它所依据的...     

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

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张求会“吾家与丰润之关系”是陈寅恪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第四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完成于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陈寅恪去世,此后文稿一直未能面世,直到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     

马王堆帛书新证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四是重要的哲学文献,原文后半多残损,发表后无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文中论心性修养如何从“善”入“德”,属儒家“大学”之道。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五,记燕王与苏秦探讨治国之道,论“自为“”自复”之术,是研究先秦思想的新资料。     

20世纪《考工记》研究综述

《考工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手工业工艺技术规范的著作,该书上承三代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开封建时代手工业技术之先河。书中主要记述了有关百工之事,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无不先从《考工记》入手。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社会动荡等原因,特别是秦的“焚书”政策,这部珍贵的科学文献成书后曾一度散佚,直至西汉才重新问世。相传,西汉时整理《周官》六官,由于缺少《冬官》篇,于是以《考工记》补之。由于这个机缘,《考工记》在经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历代注释《周礼》的经学家对它的研究史不绝书。汉代是《…     

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

“挹娄”一称见于记载,始于魏文帝时成书的《魏略》:“挹娄一名肃慎氏。”可见《魏略》的作者认定“挹娄”乃肃慎之别称,后代史书多抄录于此,记“肃慎一名挹娄”或“挹娄一名肃慎”。遗憾的是《魏略》一书后代佚失,未能流传至今,现在所能见到的为清代辑本。所以,对当时《魏略》的作者所记“挹娄一名肃慎氏”的真伪无从考证,其根据就更无法了解了。     

是“侯”?是“伯”?

（一）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华书局版）附有《观堂别集》，其卷二第二十一页，有《明程忠宣印跋》一文。全文如下：此明程忠室印，文云：“少师临桂郡侯行军章”。案：《明史·本传）｝但记公封临桂伯，不记进侯爵事。公以顺治三年保桂林功封伯，其进侯爵，亦当因顺治五年再守桂林之功也。吴梅村《杂感》第二十一首咏忠宣云：“万里从王拥节族，通侯青史姓名高”，与此印合，真诗史也。前见忠宣“起田氏”三字印，文文肃所刻，边刻有“稼轩太史之命。震益”八字，今藏钱塘吴氏。此未见著录，恐已化去。此纸尚是国初印本，当与“起田氏”…     

荔湾泮塘“题四句”研究

广州市荔湾泮塘地区，过去曾经是水网纵横的平原湿地，广种荔枝、马蹄(荸荠)、茭笋(茭白)、菱角、桃、梅、荔等。当地村民亦以此为生，春理夏收，供应城里人蔬果，以应时节，以谋生计。《舆地纪胜》记：“在郡治六里，名泮塘，有桃、梅、莲、菱之属。”《广东新语》记：“(泮塘)种莲者十家     

《佛国记》多名和于阗佛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关于《法显传》的提要,有两处不确: 其一,提要云:“法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案: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觉贤)“参互辨定”的,指他们合译之天竺律藏,不是指《佛国记》。《佛国记》如后世刻书人解题所注,是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的游记。此类文体唯有躬身实践的旅行家才有可能撰写,非局外人所宜蹑足者,亦无资“参互辨定”。何况,法显在《佛国记》有言:“(413年)夏坐讫,……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律。”此又见其与跋陀罗“参互辨定”的分明指合译经律。《魏书·释老志》云:“(法显)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辨定之,谓之《僧祗律》”。是经为法显译经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者,此言亦分明指他们合译律藏,而不是指《佛国记》。盖提要作者一方面说到《隋     

蜀中八仙考

“八”为古代斗贯数目,源于四方四隅,古之“八卦”最为形象。称事物日：八柱、八洞、八景、八极、八节。称神日：八神、八蜡。称人物日：八元、八值。犹甘四,卅六等习语。淮南王刘安与“八公”往来而得神仙之术,淮南八公己有“八仙”之名。南朝梁陈时人沈炯《林屋馆碑》：“淮南八仙之图,徽乡九井之记”。此所云八仙即指淮南子学道之八位神仙。他们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田,晋昌,雷被,毛被,伍被（高诱注淮南子序目）。唐时已有《八仙图》与《八仙传》,似指淮南八仙而言。唐末杜光庭《录异记》卷一记淮南王八仙事又异其名为：文…     

《邺中记》辑补

《邺中记》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记,为晋国子助教陆翙所撰。原书已佚,其佚文散见于各书,较早见于隋人所撰类书;今较多收录于隋虞世南《北堂书钞》（《书钞》）、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类聚》）、唐徐坚《初学记》、宋李昉《太平御览》（《御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书。惟今存之佚文,颇有兼记高齐事迹者,当非翙书原文,《四全书总目提要》以为,“殆翙书二卷惟记石虎之事,后人稍摭《邺都故事》以补之,并为一卷”。此论殊是。今存《邺中记》辑本有数种,繁简非一,少者仅录数条,而以清初辑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者为最详,共录七十四条,其辑本“以石虎诸事为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