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 哲人之思 史家之笔——谈叶嘉莹的鉴赏方法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歌史的国度,对诗歌的品评鉴赏由来已久。在经历了以直感为主的传统鉴赏、套用西方理论的解析鉴赏、以阶级角度阐释作者作品的鉴赏之后,现代的鉴赏更加注重全面客观的对文本进行分析。其中叶嘉莹先生从文本出发,以其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以融贯中西而又自成体系的理论为指导,融入情的抒发、史的视角进行的文学鉴赏,开创了鉴赏的新境界。     

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司马迁以“明文”与“隐文”并呈的“错乱之笔”记载汉惠帝的事迹。自班固至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解读的是“明文”,本文通过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尝试解读“隐文”。依此解读,惠帝具有成为“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他是父皇的孝子、母后的逆子,是因孝道矛盾而牺牲的皇帝。依此解读,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才气纵横,史识宏伟。     

胡宗宪《吕港帖》与乍浦之捷考

《吕港帖》是明代胡宗宪致沈良才的一封信。胡宗宪在向上级汇报抗倭作战情况的同时,明确了倭寇驻扎的时间、地点以及胡宗宪拟布置兵力的时间,并说明了作战将领的心理状态。作者就信中人物和事件进行考证,推论出信中涉及的是明嘉靖三十五年七月江浙总督胡宗宪指挥的一次抗倭战事,即胡宗宪撰《筹海图编·大捷考》一章中的"乍浦之捷"。作为个案,《吕港帖》也反映了尺牍丰厚的文献价值。     

新疆发现吐鲁番“福聚成”票帖

最近吐鲁番发现一枚宣统年间新疆吐鲁番私人商号“福聚成”票帖。此帖长 2 34、宽 1 1 7毫米 ,上方两边成斜角。下方直角。纸呈土黄褐色 ,为极具韧性的藏经纸 (如图 )。　　票帖的印刷是在木板或石板上 ,书写好文稿后再经刊工精工雕刻。文字图案为青蓝色。透过强光 ,票帖上方右侧可见四个字体不规则的“福聚成记”水印暗记。帖中心有 1 6个楷体字 ,左为 :“字号”。右为“宣统　年　月　日帖。”中间字有“凭帖取钱文” ,上方横写“福聚成”三大字 ,其下有小字“吐鲁番”。票帖四周印有汉钟离、吕洞宾、张果老、铁拐李、曹国舅、何仙姑、蓝…     

谈王宠行书书札《起居帖》

《起居帖》是王宠30岁书写的一封信札。本文详细考证了信札的内容、写作时间,及信札所涉及人物行状,并综合论述了形成王宠书法风格的时代背景,及其由收敛走向开放的个性特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专题式教学的必要性

教育部、中宣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把专题讲授作为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提出来,是对传统授课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本文拟从"概论"课课程特点、高校教师工作需要和高校学生知识结构与心理特点三个方面阐述该门课程实施专题化教学的必要性。     

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清代吉林乌拉至爱辉驿站站丁身份的初探

<正>清代康熙年间,清廷为抗击沙俄入侵,在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爱辉建立25个驿站,这些驿站的站丁来源及身份,至今仍众说纷纭。有些文章说上述驿站的站丁是清廷"发配"的罪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清史编年》记载:平定"三藩之乱",清廷有明确的招抚政策在吴三桂起兵叛清之后,清廷在平叛的过程中,康熙帝始终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从康熙十     

论上清经派之隐书之道

“隐”,义称隐语,是中国古代俗文体之一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杂赋”部分录有《隐书》十一篇,然仅存目而无书,书早亡佚。文心雕龙·谐隐》说:“穗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即用隐约的语言来暗示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一事物,这可以说是给“隐”下了—卜比较确切的定义。然而倘若再加仔细推究,“隐”又与譬喻存在很大的区别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晚清的课吏馆

因为培训、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试用、候补人员,晚清地方省份有设立课吏馆(仕学馆)之举.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设立课吏馆,最初只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别行为."新政"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课吏馆1902年在全国遍设.但是,新政后期,多数课吏馆被法政学堂所取代.虽然仍然招收少量候补人员,但其性质已经异化,培训、考核候补官员的主要任务边缘化.本文拟对课吏馆的起源、遍设、职能与变更作一些描述,并对课吏馆的性质和作用做出评价.     

清代江苏官修府志浅析

清代江苏府志门目的设置,以门目平列体为主体,纲目体、史志体为补充,而且同一类型的门目组合形式略有区别;性质相同或相似的门目,所涵盖的资料内容或相似,或差别较大,对资料内容的编排、编纂方法也多有不同。多数府志能因地制宜,在设置门目和选择资料时有所侧重,以门目升格单列、内容详载等方式,使志书得以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一些府志还注重记述发生于当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萌生的新兴事物,从而使志书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

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羡银采买,因此其设立之初规模就比较大,分布也非常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

晚清国家观变化所呈现的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廓的世界眼光以及各种国家观念纷然杂陈等时代特色,不仅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更是当时“千古未有之变局”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上述特色非但使晚清国家观注入了新的内涵,也加速了晚清国家观由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的嫁妆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妆奁”、“嫁资”等。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首先,它在女子出嫁时必不可少,无论家庭贫富,人们都会尽力为女儿筹办嫁妆;其次,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更高身价;再次,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如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导致婚后的奁产纠纷等。本文拟从嫁妆问题入手,探讨清代贫富家庭的嫁妆差异、嫁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由嫁妆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清代嫁妆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其中,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     

清代"废员"在新疆的"效力赎罪"

新疆是清朝政府发遣"废员"的重要地区之一."废员"中的不少人在新疆"效力赎罪"期间,作了许多有益于边防建设、发展生产和繁荣文化的事.但是,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过去史界对其从事的活动研究不多.本文正是为了弥补清史或新疆史研究中的这一缺憾而作.     

弦轮旋密运 针表恰相交 清代宫廷钟表展

沈阳故宫是东北地区最著名的古代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的两座帝王宫殿之一。沈阳故宫博物院自1926年11月16日成立＂东三省博物馆筹备处＂起,至今已有88年的历史。这里除了建有颇具满族特色的皇家宫殿建筑群,还保存着数万件清代宫廷文物和明清时期艺术品文物,其中珍藏的清宫钟表,则是沈阳故宫院藏品中最具宫廷特色文物之一。在乾隆时期,沈阳故宫曾经是除北京故宫以外的最大皇家收藏地。这里庋藏丰富;在宫廷藏品中,制作精美、风格独特的清宫钟表,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来自海外的西洋钟不仅造型精美,款式别致,而且做工精细,技术先进,     

评清朝的西藏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藏后,通过册封、定制、设官、驻军等措施,并扶持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厦制度,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统治,维护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西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反分裂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朝的西藏政策,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导致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明显滞后,为近代西藏分裂主义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继承与断裂:清初的会推与专制皇权的强化

清初继承的明制包括了高级官员的会推制度,然而此制在康熙年间逐渐没落。开列制与保举制的先后引入,使皇帝加强了对会推的控制,会推的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但也产生了低效、徇私等弊,得人效果不佳。康熙朝官员参与会推的积极性较低,不愿承担保举责任。决策时,康熙帝常与大学士共议,并越来越多地行特简之权,但也因此造成了明珠等权臣借机结党营私。明清会推中皇权的强化,不仅是皇帝个人意愿的展现,更是政局现实与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总爱笼统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就必然涉及到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本文对这一认同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较为专门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认定它与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且处于不同层次;以满洲帝国称大清,严格说来并不符合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中叶以后满人正式的国家认同之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份,且在清末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转换,不仅是清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作用的结晶,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国特性所在,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