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域外渊源再估量

正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基本遵循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以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为主体,至于与域外学术的关联互动则被作为一个边缘因素、次要方面来处理,归入中外史学交流、西方史学在华传播的范畴。这种做法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际性视野的缺失和对域外因素的低估。实则,域外学术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外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正>【编者按】当代中国史学的开拓创新,既需要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域外史学中获得"他者智慧",因此大力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并对这种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史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我国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

(五),拓展域外史地学。洋务派发挥史学经世思想,为挽救民族危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由域内史地的研究拓展到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学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嵩焘深受湖湘学派和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为推崇“经世之学”。他在英国、法国任职期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所以强大“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贾、造船、选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不应着眼于“造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20世纪50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同春园饭店举行。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以及《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和《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上,专家学者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与沟通"、"历史视野与历史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正>编者按:刘大年先生是继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理解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不仅在史学研究与史学思想上卓有建树,在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中也贡献良多,先后参与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发展的要求。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从整理史学遗产工作开始,对史学传统的研究逐渐从内容的总结上升到对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挖掘,并就一些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从中可以预见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趋势和前景,为新时期史学进行新创造提供借鉴。     

公共史学在中国高校发展的可行性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正>现代公共史学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至今已获得长足发展。而在中国,尽管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其进行介绍和研究,①但至今仍很难登上中国高校的"大雅之堂"。那么,公共史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是否具有发展的可行性?或者说在大学里能否设立公共史学专业?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完全可行的。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新时期的历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如何对新时期做出科学的阶段划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首要问题。理论界对新时期的概念、新时期的上下限、历史阶段的具体划分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架构中国特色的历史分期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对新时期的历史做出阶段性的划分,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要把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现出来,还要进行认真的、大量的理论和史料准备,进行艰苦的、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民族精神研究与史学理论的思考

民族精神研究是史学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仅就民族精神内涵研究与民族历史特点、民族精神与历史发展大势、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史学的关系,以及弘扬民族精神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从而指出,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民族精神的历史特点,继承史学传统,在历史典籍中进一步挖掘传统民族精神的深刻底蕴,并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对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新时期历史学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迅速扩大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轻视史料与考证的缺失。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纠正,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史料及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阐述了理论观点与材料方法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研究的中国化。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New Historiograph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citizen”: Liang Qichao’s ideas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ir practice

ABSTRACT

An advocate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y” was ideologically quite closely tied to traditional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his idea of “historiography” was both a form of scholarship for the provision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a type of learning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character.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new historiography” was to use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o educate the people, helping them to become nationally conscious “citizens.” However, according to Liang Qichao’s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ist aspect of “new historiography” ultimately rest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not in imparting the concept of nationhood. During the movement to “systematize national heritage,” in his practicing of historiography, Liang primarily studied and compiled Chines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Confucian history: he interpreted Confucianism and the cream of Chinese scholarship as a kind of “philosophy of life.” Liang’s historiographical practices eventually took shape as a form of mor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leading talents of society when the country was going through a transformation, while in the process signaling his profound repudiation of the empirical emphasi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