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是汉口最早的一条马路,也是纵贯汉口东西最早的一条主干道.这条干道的修筑,对促进汉口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山大道原名“后城马路”,是拆除旧汉口城墙后,在城基上修筑而成的.80多年前,为了修筑这条马路,清朝的官府与汉口商人之间曾闹过一起轩然大波.结果,在被革职“递解回籍”,闲居汉口的徐沟知县密昌墀的参与下,以汉口绅商取得胜利而结束.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1929年遵照南京     

抗战前汉口华资银行人事管理述评

汉口华资银行出现晚、发展快,至抗战爆发前已经成为汉口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汉口华资银行绝大多数银行是分支行,本地银行的发展比较落后.汉口华资银行在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中,如何选取一种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合汉口地方金融特点的人事管理形式,是汉口各大银行面临的普遍问题.民国时期,汉口华资银行在人员的选拔与聘用、员工的培养和员工的待遇与福利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汉口华资银行独特的人事管理方式是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特色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发展变迁过程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附录

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后,10月20日成立汉口市政委员会,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汉口,成立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此当武汉市建市之始.次年,省市改制,汉口又独立建市,改为汉口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管辖.以后武汉三镇又有分有合,至1949年武汉解放,汉口先后有6位市长任职.现将本刊《武汉人物选录》所载的6位市长简况选登如后,供读者参考.     

二、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的崛起

当中国封建社会临近尽头时,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深处内陆的汉口,受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却更为直接.战后,汉口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外贸迅速发展,近代工厂陆续兴建,水陆交通和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汉口从一个古代名镇转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都会,留下了一道弯曲的风景线.汉口的第二次崛起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     

吴定奇与汉口育德女中

汉口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教育界为“亲日派”的“江汉系”所把持.所谓“江汉系”,是因为汉口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其中的教职员有王知生、王叔槐、高伯勋和肖治平等人.他们在日军侵占汉口期间,极得其日本主子之宠,以高伯勋首任汉口教育局局长(后为武汉赛马会的负责人),王叔槐是汉口教员训练所所长,肖治平为汉口教育局的秘书主任,王知生则为幕后指挥,实际上他那时是汉口教育界的“真正决策”人,后来才任汉口一女中校长.高伯勋卸任汉口教育局长后,肖治平     

汉口卫生之最

汉口称不上古老,历史却也在百年以上.老汉口人欢喜谈掌故,年轻人则希望知道些过去.温故方知新,我们应该从汉口的过去、现在展望其繁荣昌盛的前景.笔者这里仅就汉口在卫生方面最早的几件事略述如下:     

三、建国后汉口都市的发展

1949年5月16日汉口的解放,揭开了城市发展史上的社会主义新篇章.在近半个世纪的征程中,前30年在取得城市改造和建设成绩时,也伴随着不容低估的挫折和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造、发展和稳定的辨证结合和转换中,汉口重新崛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徘徊走入快车道.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武汉后,城市再现雄风,迈出了通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巨大步幅.汉口在全市四城雄踞的格局中,定位为商业金融城,正实现第三次崛起,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汉口正走向世界,世界也正进入汉口.汉口要圆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     

汉口码头的兴建与发展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自清以来水运发达,码头也逐渐增多,因为汉口的发展与繁荣随着汉水改道而开始,因此,汉口的码头修建也是先汉水而后长江.明代成化初年,汉水改道由龟山以北入江,从此,汉口与汉阳分开.因汉水沿汉口一侧的河岸十分利于船只停泊,靠近汉水的汉正街首先繁荣起来,成为汉口的商业中心.由于水运频繁,从清代中叶开始,汉水沿汉正街一线便大量修建码头.     

铜器业与打铜衔

汉口的铜器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初汉口便出现了专门生产铜器的专业性街道——打铜街.打铜街是今天汉口花楼街与统一街之间的一条横街,长约70余米,宽约2米.从前这条小街热闹非凡,终日捶打之声不绝于耳.     

后记

《汉口忆旧》(之三)是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汉口地区的江岸、江汉,硚口三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作出版的又一本研究汉口历史的珍贵资料.对此,我们感到莫大的高兴.本辑在编撰.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江岸区政协副主席汪侬.江汉区政协副主席董华荣,硚口区政协副主席蔡运琴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为感谢.     

日本战领汉口前后外侨的状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汉口有一个日本居留民团.该民团是日本外务省和当地日本总领事馆认可的当地日侨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但由于日本的侵华,导致汉口的反日活动,汉口的日本居留民团的日子很不好过.汉口被日占后,居留民团的人数成倍增多,这自然是随着日军的侵略而发展的.     

汉口的关卡

汉口地处江汉交汇,商业发达,水运频繁,自清初以来,汉口便是“商船四集,货物纷呈”,“五方杂处,商贾辐辏”的大商业城镇.因此,清代开始,汉口便建了许多关卡.在林立的关卡中,有些关卡不仅是为     

《武汉文史资料》第 38、48、56辑(即《汉口忆旧》之一、之二、之三)总目录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1989年以来曾先后与汉口的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政协共同协作编辑出版了4辑《汉口忆旧》,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为便于读者的查阅、引用和订购,现将《汉口忆旧》之一、之二、之三的总目录介绍如下,仅供读者参考.     

汉口群蜂抗日歌剧队

抗战初期,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1938年,我就读于汉口汉光中学,春、夏之际,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打了一个大胜仗,给了日本侵略者一个严重打击,人心振奋,全国沸腾,汉口全市的学生,在得到捷报的当天晚上,就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欢声震天的火炬大游行.是年7月.汉口群峰抗日歌剧队即宣告成立.我也同时参加了这个抗日组织的活动.     

洋商蛋厂的演变

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与上海、天津、广州、青岛成为国内五大商埠,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随着外商资本的进入,各国洋行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纷纷在汉口开设蛋厂,加工蛋制品,做转口贸易,赚取高额利润.由于汉口自古就是“导财通货,贸迁有无”的水陆码头,交通极为方便,不仅加工所需的蛋源充足,加工成品亦可迳由长江向外输出.因此,汉口便成了我国仅次于上海、天津位居第三的蛋品加工基地.     

旧汉口的公共交通

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清代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大商业城镇.当时全镇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巷纵横.尽管旧汉口商业繁华,但公共交通却极其落后.直到清末,汉口公共交通以人力、兽力的车轿为主.辛亥革命以前,汉口公共交通以轿子为主.除了官轿和有钱人家的私轿外,民间有出租轿,当时“轿码头”(轿子出租点)及轿行遍布街头、巷口及渡口附近.     

统一街“洋帮”三书局经营特色

汉口统一街“洋帮”广益书局汉口分局以经营本版书,兴华书局汉口分局以经营品种齐全,东亚书局以经营石印书而著称,但这三家书局,因权力分配引起不睦,致使在经营中都发生过内讧,使业务受到损失.广益书局汉口分局以经营本版书闻名     

汉口的茶园与楚剧

中国戏曲与茶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茶园的发展促进了戏曲的繁荣;戏曲的繁荣又刺激了茶园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戏曲以茶园为载体,茶园以戏曲为依托,相辅相成,同步发展.汉口茶园与楚剧的关系则更为密切.特别是楚剧在花鼓戏阶段,二者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可以这样说,楚剧是在汉口茶园中发展起来的,汉口茶园则是楚剧生长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