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澜2017

正中国古代史不同断代的研究各有其存续多年的热点,如文明起源与国家发展道路、早期秦文化、中古士族、唐宋变革、地域社会、国家与社会、海外贸易、东南海疆、白银货币与国家转型等问题,已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2018年已然过半,回望2017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们撷取了其中可以持续发展或有待商榷的三项内容加以探讨,以期呼唤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新审视。早期秦文化。秦文化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前流,影响了其后中国二千余年的文     

《史学集刊》2018年总目录北大核心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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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阁记》考

上高观澜阁,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结构为三级八面双檐楼阁式砖阁,其在古代砖塔砖阁建造技艺上具有一定特色。1983年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观澜阁年久失修,内外破损严重,阁内木楼早已不见。1985年此阎维修竣工,登楼发现晚清上高文学家李祖陶为建阁而撰文的《观澜阁记》石刻。碑刻青石料,楷书阴刻。字迹秀丽端庄。宽1．20、高0．60米,共有997字,每字1．5厘米见方。碑文对观澜阁建造起因、兴建始末、阁的结构、筑阁开销、阁成景观等,—一作了详尽记述,并对日后建书院、育人才提出了很好…     

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

概念使用混乱、与学院派史学关系不明、缺少学科体系建构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发展。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概念中,只有公共史学能同时满足范畴明晰准确、立义高远通达、言辞易懂雅顺的条件,当是描述普及应用型史学最恰当的概念。公共史学在学科架构上包括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立足于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和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构成了历史学的两翼,要想历史学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集合各种有益力量,促使两翼齐飞。     

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凤礼心理史学是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流派或分支学科,是由心理学同历史学相交叉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参与这一跨学科研究的心理学既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又有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等实验心理学,但前者构成西方心理...     

舞了二百五十年的观澜麒麟

观澜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东北面。 “舞麒麟”作为观澜客家人的民间活动项目,早在250多年前观澜松元厦村开基始祖陈振能来到这里时,就将舞麒麟的习俗也带到观澜来。据民国十四年陈氏振能族后人修订的《陈氏族谱》中记载：在陈氏振能族的“舞麒麟”队伍中,陈国宾和陈觐高分别于清咸丰十一年和清同治庚午年中武举人。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

现在,口述史学成为与笔录或笔述的历史学相并立的一种历史表述或研究方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即通过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用口头讲述来展示历史。这种方式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途径。这是口述史可以促成历史学产生革命性变革含义的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国内外近年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日渐增长。既然如此,就要对其进行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回答。本刊这里发表的四篇文章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仅希望能引起各界读者的更多关注,展开深入的讨论。     

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

<正>当下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时期,有相当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学界来回答。譬如,到底是用公共史学还是公众史学?大众史学与公众史学相通吗?公众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还是外部输入的结果?公众史学能够成为一股新的史学思潮吗?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较为周详的学理回答。一、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英语世界的"public history",到中国大陆以后,有人译为"公共史学",有人称为"大众史学"。③     

日本现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成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从 2 0世纪 2 0年代后半期到 3 0年代后半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被日本法西斯政府彻底封杀的三个阶段。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派别不仅有本质的区别 ,而且还有许多新的特点。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 ,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 ,到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夏 ,“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 ,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 (民国 )二十年 (1931年 )春天写的 ,因时局影响 ,研究所迁徙两次 ,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 ,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 ,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     

史学精粹

<正>冯天瑜:《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     

史学精粹

黄爱平:《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清代浙东史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发掘支撑其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认为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是清代浙东史学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从清初开啓新局的黄宗羲,继武其后的万斯同,承上启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时期发扬光大的邵晋涵和为之总结扬厉的章学诚,都极为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     

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史学精粹

刘家和等:《中西古代文明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换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     

史学精粹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史学精粹

<正>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     

史学精粹

乔治忠、钟学艳:《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史学精粹

<正>晁福林:《谈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史料价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郑武夫人规孺子》是清华简第六册的首篇,对于研究郑国史及春秋时代的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篇所载内容为周代各诸侯国顶层决策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例证,让我们看到决策程序的一些特点,可以对上古时代国家政治的贵族民主制有更多的了解。简文中所言郑武公"居卫三年"提示人们关注两周之际甚为复杂的列国外交关系。这对于研究春秋初期的政治演进也有较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