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

正马政是中国古代国家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政研究遂成为历代治史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历代马政研究的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尤其值得关注。第一,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马政的源流、发展及与国家盛衰的关系;揭示出秦汉马政与当时世界历史     

杨一清与明代西北马政

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①,马以其行动迅捷,善于驰聘,为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青睐,被视之为"甲兵之本"。历朝对之极为重视,明朝也不例外。明代马政制度形成于洪武、永乐时期。洪武初,设太仆寺于滁洲。永乐时,都城北迁,又设太仆寺于京师。南太仆寺掌管两淮、江南马政;北太仆寺掌管顺天等府及山东、河南马政;在靠近边境的山西、陕西、辽东则各设行太仆寺、苑马寺。内地以民牧的方式养马民间,供京师军士骑操;在边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又于四川、陕西设茶马司五,以茶易番马,补边马之不足。②明代马政从…     

近代日本马政及其对外扩张

为满足日本对外扩张战争中对军马的需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明治政府借鉴西方近代马政制度,设立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与之相关的行政和经济制度,由此近代日本马政体系被建立起来。此后近代日本马政主要由农商务省负责管理,作为国策被强力施行。但在近代日本马政建设中,日本陆军出于对外扩张目的,一再强化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建设方针,农商务省与陆军为此进行了长期斗争,陆军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建设方针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除在日本国内开展马政建设外,为了进一步对外扩张,日本陆军还将马政活动扩展到海外,着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等地开展马政活动。近代日本的马政活动几乎伴随日本对外扩张的始终,是支撑日本对外扩张战争的重要制度。     

清代西北马政探析

马政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制度,与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民族关系密切相关。本文从清代西北的范围;清代马政的总体情况;清代西北的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地区马政的具体情况等方面来探析清代西北马政对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的影响。     

西周金文“执驹”礼补释

西周金文中的"执驹"非传统意义的马政,而是一种重要典礼,是军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周金文材料表明,举行"执驹"礼,需要一定的礼仪形式。它与传世文献中的"执驹"性质不同,但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西周金文"执驹"礼性质的确定,对古代军礼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解放军中的“王爷”顾问

大半辈子安享荣华富贵的清朝末代王爷载涛,在陷入清贫的窘境时却能断然拒绝张作霖、土肥原的出山之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下令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马政顾问”。他欣然从命,甘愿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徐渭撰马水口“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考

河北省涿鹿县马水口村关羽庙遗存着一块自名为"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的明代石碑。这块石碑是由徐渭撰写碑文,李如松所立。本文通过对碑文内容的考释,分析了明代马水口长城建置、边防问题中的马政等,提示了明代军人崇信关羽的情况及原因。同时论文也反映了李如松早期军事活动情况及其思想性格以及徐渭与李如松的交往等。     

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

<正> 马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装备和交通工具,欧阳修论马政对国家武备的影响时说道:“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马政。就其本质而论,马政是在人为管理之下马的繁育过程,是自然发展过程和社会活动过程的有机     

承袭与调适——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沿袭太仆寺建置,于顺治元年委官建署,但因明清军政体制相异,太仆寺不再管理前明兼掌之马政及相关钱粮。顺治七年,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太仆寺重掌马政相关钱粮,权势稍振。康熙二年,钱粮统归户部,太仆寺再度成为有秩无事的闲曹。这一时期,清廷内部新旧制度、满汉关系不断调整,太仆寺于康熙九年接管兵部大库口外马场,自此专营牧场,成为清朝八旗马政体系的一部分。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入关后全面接触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的承袭与调适。     

清代新疆马政述评

清代新疆马政述评王东平马政,亦作马正,是指我国历代政府在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买等方面所实行的管理制度。由于在近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出现之前,马匹一直在军事领域和社会生产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马政。新疆自古盛产良马,清...     

说古道今话“马群”

说古道今话﹃马群﹄胡汉林南京中山门外，在宁杭公路十里处两侧，有一古镇叫马群，它已有六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明朝朱元璋，是位胸怀大志、创业有成的开国皇帝。这个马群古镇的出现和其发展历史，就是朱元璋远见卓识、治国有方的力证。据《明史·马政》中记载，朱元璋起...     

南宋三衙马政问题试探

三衙是南宋马政的中心,四川茶马司等所购得的优质战马,优先保证三衙尤其是殿前司的需要,并主要由三衙选派本部官兵自兴元府将"西马"马纲押运至临安,沿途州县则设有马驿,专门保障取马官兵和纲马的后勤供应。三衙战马的日常管理较为严格,实行定期集中牧放。南宋三衙马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衙战马的数量达到了二万余匹的相当规模,在提升三衙的军事实力,对外抵御金、蒙古,对内强化中央集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完全依赖购买,马源单一、受制于人更是其先天不足。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南宋三衙马政愈来愈趋向衰败。     

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

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刘复生由于战争的需要,“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马有牧养、买马之分,宋代战马以购买为主。买马地区北宋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南宋时更由广西路买马,与川、秦鼎足而立。故南宋时人言：“国家买马,南边于...     

清代西北马政与民族关系

清代前期,因军事战争的需要,统治者十分重视马政的建设。面对西北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清朝在西北设立一些马政机构,逐渐完善了有关的马政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贡瓷"及与其相关的"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文物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贡瓷"制度开始于唐代,烧制优质"贡瓷"的"官窑"制度则始于晚唐或宋代。然而,近年来在湖南湘阴窑和南京发现的"太官"、"供奉"、"上府"铭瓷器标本证实,"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刻有多种瓷业工人姓氏及"官"款的窑具资料可能还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     

清代东北马政探析

清政府在东北实施的一系列与马有关的制度主要包括大凌河马场的设立和驿站、驿马的设置。顺治五年,清政府为了征战之需,在东北辽西设立大凌河马场,马场对维护和巩固清统治者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军事作用。清代末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财政紧张,管理不善,致使马场每况愈下。1905年,大凌河马场全部放垦,马场也宣告结束。而驿站和驿马的设置,不但便于清朝皇帝的东巡祭祖、朝廷官员的往来、中央命令的下达以及地方情报的上传,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联系。本文以大量史料为依据,通过探析清政府在东北实施马政的情况,进一步考察清代马政的得与失。     

中古时期的“姪”与“兄子”、“弟子”

"姪"之新义在走马楼吴简中已经出现浇媳背逼?在精英阶层撰写的文献资料中其应用虽有渐趋增多的迹象,但与表达同一含义的传统称谓——"兄子"、"弟子"相比仍处于劣势。唐宋时期,"姪"在文献资料中取得与"兄子"、"弟子"相等的地位,甚至出现于法律规定中,但在政府颁布的礼、令制度中难有突破。在同一时期的简牍、文书、造像记等考古资料中,"姪"始终是最普遍的称谓,"兄子"、"弟子"则较为少见,而在民间抄写的丧服制度中,"姪"取代"兄子"、"弟子"。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形成,既与"姪"内涵的演变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同时礼、令制度的特点对此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姪"称谓的最终普及,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并改造精英文化的结果。     

西汉牧苑考

西汉牧苑考雍际春在中国历史上,西汉的马政颇为兴盛。牧苑是西汉重要的牧马机构,然因史料缺载,许多牧苑的名称与驻地已多不可知。即使最为重要的“边郡六牧师苑”,在《汉书·地理志》中也缺载一苑。揭示西汉马政的规模与牧苑的地理分布,有助于深入了解西汉国家军事与...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