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藏明代永宣时期银锭研究——兼论明初云南银矿的开采与管理

在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银锭中有八枚银锭值得关注。这八枚银锭均是1957年在北京右安门外明代墓葬内出土,墓主为成化年间贵戚万贵及其妻王氏。考古发掘报告记载：该墓棺内随葬有金、银、玉、瓷等器物,在棺内一端放置着银壶、银洗盘、银脸盆及银锭八枚。     

论《金瓶梅》的民俗学价值

《金瓶梅》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部小说,它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演化而来。全书以新兴商人、暴发户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情节线,描写西门庆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以致纵欲身亡;作者还描写了他与地痞流氓、地方势力、宰相太尉、巡抚大臣等串通一气,鱼肉人民的种种勾当,     

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

2010年12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发掘了一座明代单室券顶砖墓,从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明代早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室内出土铜炉、铜烛台、铜瓶、铜尖状器、漆碗、石地券及墓志等,其中墓志虽残存百余字,但对文献记载有所补正。此墓的发现对于研究明代墓葬制度、道教礼仪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江南明墓出土折扇

针对明代江南地区浇浆墓时常出土折扇的现象,本文结合墓葬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将出土折扇和传世折扇以及同时期日本的折扇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指出明人仿制的折扇既继承了日本折扇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墓葬随葬折扇的现象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士绅们艺术化生活的风尚密切相关.     

炉瓶香事——浙江长兴明代墓葬出土香事器物略论

<正>2012年浙江省长兴县发现了一组三座明代墓葬,墓葬破坏严重,多件随葬品已流散,经清理出土了两件青瓷器,一件是三足炉(图一)、一件是贯耳瓶(图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长兴石泉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2015年第7期),其器形、胎质、釉色等特征与传世的哥窑型器物较为接近。此墓中有"明故巢松吴先生之墓"的墓志,因此年代为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或稍后不久。与此器物最为接近的考古出土同类型器物,当属明定陵的金瓶,原报     

《金瓶梅词话》男子服饰新探

丁艳芳《〈金瓶梅词话〉男子服饰新探》一文是以《金瓶梅词话》的服饰名称为线索,秉承着文献与实物相互对照、相互印证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明代男子服饰。《金瓶梅词话》是一本难得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虚构的情节,描写了明代后期各阶层的世情百态。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上层官宦士绅,贵妇婢妾,这个阶层所拥有的器具服饰,在书中有细节的叙述。该书器物内容和名称都是真实可靠的,反映了晚明时期的服饰文化,是弥足珍贵的史料。明代的服饰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子服饰,尤其是金银器方面,男子服饰很少顾及。本文对《金瓶梅词话》的男子服饰作穷尽性的研究,虽说是铺开阐述,却不乏新意。如"幅巾"常见于文献,其形制却不甚明白,丁艳芳据文献记载的尺寸加以推算,肯定明张懋墓为幅巾实物,结论可信。以上两篇文章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男子服饰风貌,对于古代器物的学术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四川井研县金井坪宋代墓地发掘简报

2008年9～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井研县一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两宋时期墓葬3座。墓葬形制有仿木构石室墓与石椁墓。其中仿木构石室墓装饰有武士、妇人启门、瓶花等图像,以及云篆"消灾真文"。出土瓷盒、瓷碗、铜镜等器物。此次发现对于川渝黔地区的宋墓考古、道教考古、经济史、民族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苏淮安清江浦区拱辰佳苑小区明代家族墓发掘报告

2016年1—3月间,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对清江浦区拱辰佳苑小区工地的四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各类器物149件(套)。经过整理分析出土器物,可知这四座墓葬属于明代一处小型家族墓地。M4出土了唯一一合墓志,志盖显示墓主人名杨仲康,志石大部分文字已漫灭不清,仅有的文字可简单了解墓主人及其家族的一些情况。这对于研究该家族墓地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淮安地区的丧葬习俗以及文献记载的相关乡镇地域范围的进一步确认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

1965年11~12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白马村明代失考墓神道石刻后部抢救性发掘了一座砖室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为明代开国功臣、卒赠皖国公的安庆侯仇成。2012年底至2013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对仇成墓的发掘资料进行了整理,并对现存神道石刻进行了调查测绘。该墓神道石刻尚存石马与控马官、石羊、石虎各一对以及神道左侧的石武士,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出土器物有瓷梅瓶、玉带、鎏金银束发冠、金冥钱等。该墓的发掘为明代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     

梅瓶的用途

梅瓶最初为实用器,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宋代的经瓶即梅瓶,是盛酒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大多用于盛酒或其它液体物质。后来,逐渐把梅瓶作为陈设装饰品或冥器使用。如宋代磁州窑生产的梅瓶,其肩部开光内有“清洁美酒”四字。在其它一些梅瓶中,还发现有“醉乡酒海”字样。桂林窑址中也出土过一件肩部写有“清香好酒”字样的梅瓶残件。上海博物馆所藏两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一瓶腹部书写“清洁美酒”,另一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均表明了梅瓶的贮酒功用。从明代墓葬的出土资料得知,明代时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成为上层统治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器,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有关。     

江苏丹阳马家双墩D1发掘简报

2015年镇江博物馆对位于江苏镇江丹阳胡桥集镇的马家双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1号墩(即D1)中有墓葬一座(M1),其整个墩体底部扇形堆筑形式以及墓室采用片状石块堆筑成"石椁"的形式,尚属首次发现。M1内出土原始瓷豆等随葬品。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测土墩及墓葬形成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偏早。     

从北京出土的几件邢窑长颈瓶说起

<正>一、北京出土的几件邢窑长颈瓶201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次渠的考古发掘中,清理了一座墓室为长方形的砖室墓。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可以判定其为唐代早期墓葬。该墓葬已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仅存的三件长颈瓷瓶(编号分别为1号、2号、3号)基本完整,是邢窑生产的典型器物,在北京地区并不多见。这三件长颈瓶均为喇叭状侈口,方唇,细长颈,深腹外鼓,饼状假圈足略内凹。造型匀称、美观。素面,无纹饰。外表施釉不及底,有明显的流釉、积釉     

吉林扶余出土的一批五彩和青花瓷器

20世纪50年代,扶余地区就有出土五彩和青花瓷器的报道.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吉林省考古部门又先后两次在扶余土城子发掘了百余座明代墓葬,出土了大量五彩和青花瓷器.但自1974年《文物》月刊9期报道了一件出土于扶余岱吉屯的带有"至正年制"款的五彩碗后,学术界对扶余地区出土的五彩和青花瓷器的年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也十分激烈.笔者近几年对沿松花江流域的欢迎、六家子、嘎尔奇、达户村出土的五彩和青花瓷器的调查和排比研究,认为扶余地区历年出土的五彩和青花瓷器均为明代中晚期景德镇官、民窑制品.     

同根生 殊途归——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赏析

<正>存世元代青花瓷器的数量可谓屈指可数,目前全球仅四百多件,国内考古发现和博物馆收藏约一百多件。其中绘有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出土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和武汉市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格外引人关注(图一)。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以下简称"前者"),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明代郢靖王墓。墓主郢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册封为郢王,永乐六年(1408年)就藩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卒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享年二十七岁,谥号日"靖",永乐十三年(1415年)葬于城东二十里清平村宝鹤山。王妃     

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

正青铜觥,是一种源于兕牛角制作的盛酒器,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式微。器身常呈椭圆形或方形,周身饰以纹饰;有圈足、四足或三足;盖上常为兽首形状,流部用于倒酒,兽首与兽背一体构成觥盖;有些觥的腹内还置有勺。因其流行时间不长,与其他器物相比,出土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和见于著录的青铜觥不到百件。山东地区考古近来半个多世纪发现的东周时期贵族墓葬较多,而西周的贵族墓葬非常少。     

出土印玺是最有说服力的墓志铭

被列为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外甥阿柴王之印(A—Za)",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该墓葬是草原王国吐谷浑的王陵。墓葬内的印玺是最有说服力的墓志铭,从而结束了十几年来学术界关于该墓葬主为吐蕃人还是吐谷浑人之争。这一考古新成果为地方史、民族史、边疆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和领域。     

丹徒县韩桥宋墓及其葬俗

1986年3月25日.江苏省丹徒县大港乡韩桥村任家湾农民任兆成在屋后山坡上取上时发现—座宋墓.丹徒县文管会同志前往现场对这一墓葬做了清理. 一.墓葬地理位置及形制 墓葬在一高约10米的小山中腰,面向西南.为竖穴土坑墓,墓室长3.15. 宽1.1深0.95米,方向160°,在墓底四角均有两块青砖垒叠,墓坑南边中间有一砖砌坡台痕迹.棺木朽腐,尸骨无存,墓室四角各放置一铁牛.墓底撒鋪铜钱,其它随葬器物分置两端(图一). 二、随葬器物 共出土器物10件.分述如下: 1.石砚1 件.抄手砚.表面紫砂色.内白色.底部凹陷.无墨磨痕迹,长     

试论天水赵氏墓志石与志盖间的垫压物及其内涵

晚唐天水赵氏墓中出土的墓志在志盖与志石之间发现有垫压铜钱和铁板的现象,对此情况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很少提及.究其内涵,我们以为此种情况除了整理者认为的“墓内安金石者,子孙无风疾之患”的思想之外,还与中古时期的医疗观念息息相关,而这种垫压现象的出现是道家思想和民间信仰互相渗透在墓葬艺术中的一种体现.     

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

去年在前热河省赤峰县城西四十五公里之大营子村发现有墓志铭,题为"故驸马赠卫国公"的一座辽代墓葬,其中殉葬品多至千余件。最近挑选出一部分展出于故宫博物院的保和殿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会中,诚如金静庵先生在他的"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见考古通讯今年第四期)所谓"此墓出土器物,会引起我们特别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以极     

青铜瓶考识——以包山楚墓出土的“直颈平肩器”为中心

瓶是常见于先秦至汉代文献中的一种器物,出土青铜器中也有若干自名或者被学者定名为"瓶"的文物,但是这些器物要么名不符实,要么形制特殊,并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形制特征。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青铜直颈平肩器,为解决"瓶"的定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器物的形态、功用以及在墓葬中的组合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证明该类器物应该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瓶"。这种青铜瓶目前所见有16件左右,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西汉早期以后,青铜质地的瓶走向了消亡,汉代的瓶多以陶质为主,为生活实用器,往往与井、灶等配套出土。另外青铜瓶在青铜礼器中的地位很高,其在形制上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蒜头壶、青铜锺、投壶、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